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林彪的響亮口號是：“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嫌不夠，又加上“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後來在“文革”中大行其道，據說印數超過了《聖經》的《毛主席語錄》也是林彪在此時的發明創造。他要《解放軍報》在報眼的位置刊登毛主席語錄。對毛主席著作中最重要的篇章，要反覆學，反覆用，對於其中的許多警句，要熟讀、熟記，能夠背誦出來等等。
林彪就是這樣獨樹一幟。他帶著渾身熠熠的光彩，以一種即使在黨內也鮮為人知的語言，塑造自己毛澤東思想捍衛者的形象。
1960年9月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又提出了“四個第一”。在他的主持下，透過了《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在這個決議裡從內容到表達方式儘量模仿毛澤東在紅軍建立時期為紅四軍黨代會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林彪俏皮地稱自己這是在‘復古’。毛澤東看到這個檔案頗為心領。爸爸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我把檔案呈送主席，並把此點（指林彪“復古”的提法）報告了主席，主席表示了極大的喜悅。”
實際上，就是沒有爸爸的報告，毛澤東也不會不注意到林彪這一系列舉動。要知道大躍進的悲慘結局和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等人代表的，正在全黨蔓延的不滿情緒，使毛澤東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感受了孤獨，透過這厚重的孤獨的雲霧，毛澤東不能不注意到這個他選定的國防部長大異於人的一舉一動。
但是，對於大躍進，對於廬山會議前後“反右傾”而造成的三年嚴重的國民經濟困難，對於這期間全國餓死了許多人的事實，毛澤東還是必須給全黨一個交待。
1962年1月，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由於參加人數多於往常任何一次中央工作會議，所以直接稱七千人大會）在北京召開。會上，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對幾年來出現的錯誤承擔了各自的責任，作了自我批評。毛澤東也在最後的發言中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這時候已經臨近農曆新年，毛澤東對大家說：“白天出氣，晚上看戲。”要大家“把話都說完，有話就說，有屁就放。氣出不完，話說不完，年也別回家過了。”
在這個會上，林彪也發了言。會前，林彪的講話稿是爸爸這個軍委秘書長找人替他準備的。林彪的妻子葉群是林彪辦公室的主任，在北海附近的三座門軍委辦公地討論這個發言稿的時候，她代表林彪說要加上關於毛澤東個人天才的內容。爸爸經過一番考慮，斟字酌句地說：“毛澤東思想是在黨和人民集體奮鬥中形成的，這個話是從中南海出來的，是主席的秘書田家英提的。”爸爸是好心好意地告訴葉群，毛澤東本人未必同意天才的提法。爸爸這樣說了，稿子上就沒有出現天才的字樣。
發言稿送到林彪的辦公桌上，林彪覺得不是這句話寫上不寫上的事情，而是爸爸他們搞的發言稿根本不能用，根本沒有體現他的意圖，完全要另起爐灶的問題。他自己擬定了講話提綱，而且，他在會上的發言果然獨樹一幟，他說：“三面紅旗是正確的，是現實生活中的反映。”他認為，產生經濟困難，“恰恰是由於我們有許多事情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會少走很多，今天的困難會要小得多。”林彪強調指出：“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林彪剛講完，毛澤東帶頭鼓掌。
會後，林彪把他的講話稿送給了在武昌的毛澤東。毛澤東很快看完，要爸爸、田家英、王任重幾個人把稿子再做一些文字上的處理和個別問題上的推敲。整理好後，毛澤東又很快看完，並批示說：“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為高興。”毛要求將其“發給黨內幹部學習”。毛澤東還要爸爸把修改過的稿子和他的指示送給林彪看，爸爸馬上照辦了。
以後，毛澤東又將爸爸叫到武漢梅園他的駐地，在一種私下的場合裡問：“林彪的這一篇講話，你講不講得出來？”
爸爸認真地說：“我怎麼講得出來？恐怕永遠也不可能講得出來。”
毛澤東說：“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