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有兩位名叫王會悟的革命老人，另一位是女『性』，所以我們說的這位王會悟，為了表示對女『性』的尊重，在一九三二年的蘇區，就把自己改名為汪仁悟，汪是他生母的姓，因此，我們還是叫他汪仁悟吧。”
“在我的家鄉寧家村的村外，有一條西江省有名的大河叫錦川河，河的對面有個王家村，河上沒有橋，要渡過近五百米寬的錦川河，全靠一條能載幾十號人的小渡船，兩村同河不同縣，寧家村屬於萬川縣，王家村屬於萬錦縣。”
“記得那是一九二三年的十月，初秋的一天，王家村的地主王貴田家裡，他二年前因為逃婚而出走的大兒子汪仁悟，突然一身洋氣的回來了，那時我剛滿十八歲，三年前在縣城讀過兩年初中，算是寧家村比較有文化的人了，我的父親給錦川河對面的王家村王貴田家做了二十多年的長工，王貴田家在村裡辦有一個小學，我透過父親的介紹，一邊在那個小學教書，一邊給王家乾點記帳之類的雜活，那時候王貴田已經去世兩年多了，家中事務均由汪仁悟母親主持，記得他家當時還有水田五百多畝，但畢竟是女流當家，家道已慢慢的敗落了。”
“汪仁悟生於一九零零年，畢業於省第一師範學校，一九二零年曾經在萬川縣縣中當過一年的語文教師，恰好就教於我所在的班級，因此他算得上是我的老師了，加上兩家僅一江之隔，我父親又是他家的老長工，我們亦師亦友，很快成了無話不說的好朋友，就在那個時候，他成了我革命道路上的啟蒙者。”
“汪仁悟回家後，很快就找到了我，原來他二年前逃婚出走後不久，就加入了黨組織，並被黨中央派往蘇聯學習了兩年，半年前秘密回國，參加了黨的全國第三次代表大會後，被任命為西江省省委委員，兼黨的西江省北區特別工作委員會書記。此次回家，就是奉命發展黨的組織，和開展農民土地革命運動，我自然而然的成了他的發展物件，他成了我入黨的介紹人之一，另一個介紹人，就是他的助手，當時特工委的付書記劉仲民。”
“一年以後，汪仁悟去了東海市的中央機關工作，我奉命去了南粵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工作，期間我們有整整三年沒有任何聯糸，不知道對方在哪裡在幹什麼，尤其是一九二七年，蔣xx叛變革命，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xx黨人被殺得血流成河，全國到處是白『色』恐怖，革命正處於最低『潮』最危急的關頭……可是，一九二七年八月的一天，我們非常意外的又在家鄉重逢了。”
“當時黨的西江省北區特工委，由於書記劉仲民被捕叛變，已經被破壞殆盡，劉仲民不但帶人燒了汪仁悟的家，還抓了汪仁悟的母親，知道他是個孝子，得到訊息後一定會從省城趕回來營救，果然，當時擔任黨的省委臨時書記的汪仁悟，得知母親被抓的訊息後，沒有經過組織批准，就孤身一人匆匆的趕回了家鄉。”
“那天在萬川縣城的街頭，我們非常偶然的重逢了，我是奉黨中央的命令，和四位同志一起，攜帶著黨中央的機密檔案，一批槍枝彈『藥』和銀元，前往南湖省參加即將舉行的秋收起義，我們的使命和行程都是極其保密的，我勉強同意和汪仁悟坐下來談談，已經違反了黨的紀律，所以當他提出借人借槍借錢救他母親的時候，我毫不猶豫的拒絕了，何況當時那一帶的黨組織幾乎被xx黨所全部摧毀，我沒辦法信任孤身一人，行動詭密的汪仁悟，因此，我被他罵為忘恩負義見死不救，後來他逢人就說，每當母親忌日還公開大罵，讓我背了幾十年的罵名……這，就是我們之間的第一次誤會。”
“歷史總是這樣，誤會和巧合，有時候會接二連三的發生在某個節點或某個人身上，汪仁悟救母無望，回到省城，萬萬沒有想到，當時的省委因為叛徒出賣，被xx黨一夜之間破壞了，當時的西江地下省委有九名委員，唯一的倖存者就是汪仁悟，於是，他不但失去了與黨組織的聯糸，還背上了叛徒的嫌疑，可這位老兄不反思自己，至今還耿耿於懷的認為，是因為我不幫助他，才致使他耽誤了回省城的時間，造成省委來不及轉移才被敵人一網打盡，這筆帳便成了他對我的第二個誤會。”
“第三個誤會發生在一九三二年的蘇區，和黨失去幾年聯糸的汪仁悟終於出現了，但那時正逢蘇區肅反，我也被撤職審查，失蹤了幾年的汪仁悟，加上對西江省委全部覆沒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及身上揹著的叛徒嫌疑，讓他理所當然的成了被審查的物件，沒有辦法為自己申辯的汪仁悟，託人遞條子讓我為他證明，可我也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怎麼為他證明，我只寫了他與我在萬川縣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