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流言越傳越廣的時候，沛縣詢政院庶民院的選拔事項也已經開始。
在守城之前，墨家已經清查了城內各家的糧食儲備、份田數量，並且為了守城而將商丘城的民眾編為什伍。
雖不比傳聞有七萬戶的臨淄，但是商丘城三十里之內，包括城內，庶農工商和落魄貴族士的數量，依舊有將近四萬戶。
這些人不只是住在城內，還有部分人是在城外附近居住，結成村社。
刨除掉一些貴族封田之內的人，依舊還有三萬多戶，商丘城附近大多都是一些小貴族封地，大貴族封邑都不在商丘，而是在其餘地方。
商丘不是宋國最富庶的城市，陶邑才是，但商丘作為宋都，依舊算是天下雄城。
這三萬多戶因為之前守城戰中已經編組，所以就按照人數和什伍編制來推舉進入庶民院的人選。
春秋時代的氏族政治和軍事民主依舊還有殘餘，國人還是有控制國都的勢力，而宋國之前的每一次政變也都需要先得到民眾的支援。
不管是公子鮑的邀買人心，還是之前幾十年的公子德聯合六卿逼走自己兄弟，得到民眾的不反對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大量沛縣本地人對於沛縣這三年變化的描訴，也觸動了許多商丘百姓的內心最渴盼之處。
同樣是農夫，彼此間交流起來也就更容易，尤其是三年前幾乎都是一樣境遇的農夫，這種相同感觸的交流，有時候比起宣義部的宣傳更為蠱惑。
沛縣發展的真正原因是什麼不重要，沒人會去細究。
重要的是，沛縣此時過得確實比商丘要強，
只要過得好，那麼一切都是合理的，也一切都是更好的原因。
至於到底是牛耕鐵器堆肥帶來的？還是沛縣的政治制度帶來的？這是一個深奧的話題，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講訴清楚的。
於是沛縣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強於商丘的原因，正好中了墨家宣義部的手段。
牛耕、鐵器、堆肥種種這些，能夠帶來多大的變化？
商丘人與沛縣人的交流，也就帶來多大的驚詫。
來到這裡的沛縣義師，都是親眼見過墨家的試驗田的，也親眼見證了適用盡一切水肥和良種手段堆造出的一個樣板兒。
大畝產數百斤的小麥，種植後廣泛施肥以至於產量驚人的地瓜土豆，那些花開後清香四溢而又個體驚人的玉米，即便只是在試驗田中，也依舊讓沛縣人充滿了希望。
這種希望用著可以聽懂的預言，用著手勢來比劃著，給商丘人帶來希望和羨慕的同時，也將沛縣的許多制度蒙上了一層充滿希望的色彩。
商丘百姓也想過上那樣的日子，尤其是傳唱許久的樂土讖詩早已在商丘傳遍，於是商丘的百姓開始為了自己的希望，討論需要怎麼樣的變革。
拆公田並私田，將公田賦攤入私田稅，這已經成為了商丘民眾每日不停討論的話題。
固定數額，君主不得私自加稅、加稅必須得到詢政院的許可，也成為了商丘百姓的底線。
因為宣義部一直在宣揚一件事：如果不定下稅額，那麼君主就會覺得，之前可以餓不死的糧食已經足夠，剩餘的全部繳納上來即可。
加稅權必須掌握在詢政院手中，這也是適一項包藏禍心的手段。
加稅權必定會觸動矛盾，暫時可能會緩解矛盾，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暫時看起來緩解矛盾的權力成為商丘百姓都接受的權力後，便會變得有趣起來。
比如：憑什麼貴族的封地不徵稅？憑什麼宋國的稅額要全部由百姓提供？或者當有一天戰爭不再是貴族戰車為主角的時候，貴族們的軍事義務是否還能頂稅便會被質疑。
當經過數年積累富庶起來的民眾開始詢問憑什麼的時候，貴族與庶民之間的矛盾也就會爆發出來：貴族肯定是不願意在自己封地徵稅的，國君當然是願意的，那就聯合民眾打壓貴族。
民眾的力量，不是可以隨意借用的，一旦借用的後果往往會超出預計，超出控制，但這是國君和貴族們還不知道的道理。
固然，這一次推選庶民院成員，除了一部分墨家控制的人之外，還有一部分當地大族或是很有名望的老者。
但即便墨家無法控制的那部分人，也不得不接受民眾的種種條件，否則民眾在利益和平日名望間選擇的時候，會很容易做出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