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八分之後，在戰國日漸衰弱，其根本就是因為那些學說違背了時代“集權”的主流，也難以做到富國、強軍。
而且在儒家和五德天命學說融合之前，作為“巫史”傳承中“巫”的那一派，他們缺乏在戰國解釋君權合法『性』的理論：正統的儒學，可以把現在諸大國的諸侯都打成『亂』臣賊子。
沒有神權解釋權、不能解釋戰國君主合法『性』的巫，便無用。
楊朱學派曾和墨家為天下顯學，後來都消失殆盡甚至沒有留下隻言片語，源於楊朱“無君”的那一套無『政府』主義和人文啟蒙；而墨家則更是搞出了“君、臣民之通約也”、“人無分老幼貴賤盡皆平等”、“誅不義之君人人有責”之類的內容。
管子學派既要講“富國”、“強軍”，但又不能跳出分封建制的社會基礎弄出新的軍制，在軍制的問題上，則是沿用了過去的經驗。
在管子學派的“富國”之說後，軍制仍舊是封建義務兵制為主流。
而封建義務兵為主流，就必須要做到穩定。
如何穩定，那就要在發展工商業的同時，做到“民不變業”，也就是說，農夫的兒子還是農夫、商人的子嗣仍是商人、工匠的子嗣仍是商人……
這和管子學派的“富國”理論，其實並不是相悖的。
“民不變業”意味著工商業的發展必然會受到極大的限制。
但這個“富國”的國，不是國民財富的總和，而是一姓之私的“國”的財富。
國富而軍不強，這是君主不能接受的，他們也只能在自己的國富理論上，違背自己國富理論的內容，融合過去的經驗弄出一個半新半舊的軍制。
民不變業，是為了軍制，也是為了國家的穩定。
那麼，宋國的經驗就不可能用，因為宋國那裡的經驗，是“允許遷徙到泗上”和“勵民變業”……甚至於泗上墨家的做法和收容政策，更像是“『逼』民變業”。
田和明白，齊國現在沒有管仲，也沒有一個人可以面對大量的農夫被驅趕出土地的混『亂』局面，一個都沒有，那些貴族是什麼水平他心裡清楚，那些人只有舊時代的經驗，卻缺乏新時代的理論。
如此一來，在“民不變業”的基礎上，改革就不可能那麼完。
甚至於在這次政變之前，田和想到的辦法，竟然是逆時代而動。
在天下“開阡陌、破井田”、“分之於民”、“授田私有”為主流變革趨勢的情況下，田和針對齊國的局面，所想到的手段卻是“逆而為之”。
為了拉攏貴族，為了維繫軍制，以及為了能夠使用管子學派的富國手段，田和考慮的齊國之路，是這樣的：
承認貴族的封地，並且承認貴族對於封地上的農夫的支配權，利用現在臨淄和泗上工商業發展急需糧食和原材料、並且大為有利可圖的前提下，給予貴族足夠的利益。
這樣一來，貴族可以繼續使用勞役地租制度，保留一部分農夫份田的基礎下，擴大經營的土地範圍，使用無償的勞動力生產糧食和原材料，獲得足夠的金錢利益。
再先給一個甜棗的前提下，立刻打一巴掌，徵收貴族的稅：因為貴族可以權地控制封地上的農夫，並且在工商業發展的外部環境下有利可圖，那麼他們就會有錢。
徵收貴族的稅，用以建立一支類似於泗上墨家的義師那樣的常備軍，這支常備軍歸屬於國君所有，但是軍官仍舊由貴族擔任，只不過不再需要貴族的私兵為主，逐漸過渡到國君依靠“官山海”和“國軌”以及“貴族軍賦”所建立的、不再需要貴族封建義務兵的常備軍。
這兩個想法的前提，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源於泗上和臨淄地區工商業的發展使得糧食和農產品有利可圖、可以作為商品的前提。
在天下都在“授田於民”的浪『潮』之下，逆而行之使得齊國貴族封地內的農夫再度農奴化，以此對貴族妥協、同時從貴族手裡徵稅以建立常備軍。
同時，官山海政策下，扶植一批富豪大閥，使他們和國君站在同一陣線。
比如管子學派認為，冶煉和鹽這樣的行業，國家自己管太麻煩，不如在君主所有權不變的前提下，採取三七分成的方式，吸引大商人、有能力的貴族，開辦鹽場、冶煉行業等，直接分紅。
如此一來，齊國已經有所起『色』的大工商業富豪，便可以和齊國的君主綁在一起，君主扶持一些財閥，同時財閥又必須依靠君主的執政，各取所需。
這個政策與前兩條相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