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的封王建制便已呈封建政權的雛形；建都天京後，其內部的等級愈加森嚴，尊卑愈加分明。從官制上看，自天王洪秀全到基層兩司馬，其間分為16個等級，無論朝儀、稱謂、冠服、旗幟、儀仗、文體，無不“貴賤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森嚴的等級制與“朕即天下”的皇權制度，既是封建**政體的基本結構，又是太平天國培植**的溫床和土壤。進入南京城後，洪秀全把一國之事交給楊秀清，自己則深居宮中。前方將士浴血奮戰，夫妻不能相聚，他卻擁有88個妻子，縱情享樂。史載，天王府四周“幾及十里”，建築宏偉，“雕琢工麗，飾以黃金，繪以五彩，庭柱用朱漆雕龍，鴟吻用鎏金，門窗用綢緞裱糊，牆壁用泥金彩畫，取大理石鋪地”，光耀射目。而楊秀清的東王府亦周圍六七里，“窮極工巧，以耀同儔”。在洪、楊等人影響和“小天堂”享樂思想的驅動下，太平軍諸王及其將領們也都大興土木，上自武漢，下至蘇杭，王府宮殿，相望道次。這種驕奢淫逸的腐朽生活，連李鴻章等人都不禁感嘆道：“然奢縱不倫至於此極，似古之叛逆亦未必盡如是也！”諸王奢糜如此，軍中亦然。
太平天國的英雄們雖然舉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幟，沉重地打擊了清王朝的統治，但其本身固有的農民階級侷限性也在取得階段性勝利後暴露無遺。在其內部，尤其是高層領導集團中，爭權奪利、競相腐化之風迅速蔓延，無情地侵蝕著太平天國的軀體。
聚也上帝教，離也上帝教——宗教對太平天國的巨大影響
“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天王洪秀全一面用“有田同耕，有飯同食，無處不均勻，無處不飽暖”的人間天國理想來動員民眾；另一方面又用“肯拜上帝者，無災無難；不拜上帝者，蛇虎傷人”等避邪享樂的宗教理論來鼓惑民心。
洪秀全於武宣登極或永安建制之後，如果能仿效明太祖朱元璋，及時取消上帝教，將大權集於一身，矯正神權與皇權交叉矛盾的政權體制，也許可避免後來發生的許多悲劇。但洪秀全陷於宗教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他不僅將所謂天父、天兄下凡顯示的“無數神蹟全能憑據”刻為詔書，廣泛印發，而且將太平軍血戰所取得的勝利均歸於“托賴天父天兄之全能”；並揚言“今日天父天兄作事，欲使妖魔生即生，欲使妖魔死即死，略顯全能，即可掃蕩妖氛，四海昇平”，全然不顧人力之所為。
定都天京後，《天朝田畝制度》中進一步規定：凡25家設一禮拜堂，所有婚娶吉喜等事均要祭告上帝，25家子女俱日至禮拜堂，由兩司馬教讀《舊遺詔聖書》、《新遺詔聖書》等，凡禮拜日，伍長各率男婦至禮拜堂，分別男行女行，聽講道理，誦祭上帝。除七日禮拜上帝之外，太平軍還於每日早晚拜上帝，每日飯前謝上帝。同時，對上帝教以外的意識形態，包括諸子百家之書一律排斥，“如有敢唸誦教習者，一概皆斬”。另外，每年開科取士的題目亦以聖經為主，應試者對於聖經知識的多少，作為獲選與否和任職高下的標準。這種政教合一的組織系統與遍及各階層的宗教教育，將上帝教教條與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融為一體，使整個太平軍的思想完全被宗教迷信所禁錮，每一名天國士兵均是上帝教的忠實信徒。所以當時的外國官員記載說：太平軍“很注重虔誠和獻身精神，在遵守宗教禮節和儀式方面，他們是很規矩的，甚至是狂熱”。但宗教畢竟是顛倒了的世界，繼天父三子馮天山、天兄代言人蕭朝貴先後中炮陣亡，天父的代言人楊秀清又死於內訌之中。於是，上帝無所不能的神話便在太平軍中徹底動搖了。當時天京城裡的民謠曰：“天父殺天兄，江山打不通，長毛非正主，依舊讓咸豐”。
太平天國後期，洪秀全反覆強調君權神授，並不斷自我神化。1863年12月下旬，曾國藩的湘軍已把天京團團圍困，在天國形勢萬分危機之時，李秀成提出“讓城別走”，洪秀全竟斥責說：“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穌聖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真主，何懼之有？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過於水，何懼曾妖者乎？”但天父上帝是救不了太平天國的。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先期病故的洪秀全遺體被湘軍從天王府中掘出，舉火焚之。上帝的神話從此便與天王府七日不熄的大火，一起化作了灰燼。
得人則昌，失人則亡——洪秀全的孤家寡人政策
“存亡在於得人”，這是漢代劉向的一句名言。在得人與用人方面，洪秀全採取的是孤家寡人政策，遠遠比不上與他刀兵相見的湘軍首領曾國藩。在上帝教的小家庭裡，不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