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孩童往往會奔往晶瑩奪目、光潔照人的水晶。
水晶原石晶光閃閃、稜角分明，遠不如玉之圓潤，握可盈手。北齊元景皓面對委曲才全就可避免的殺身之禍，喊出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欽欽之語。此處所說的玉，一般指認為水晶。水晶破碎後更是光芒四射、銳不可當，寓示著人之雖亡，鐵骨唯留傲錚。如果是一塊綠色的玉石崩裂於地上，那就缺稜少角、色暗澤灰，似乎還不如瓦全來得堅強。玉的現代定義，文雅的多也令人灰心的多——儒之集大成者。
古人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後世飽讀聖賢書的皇帝們眼見中華四方不是蠻夷就是荒漠，也就一個個放下戒心，大膽地裝瘋賣傻起來。他們非但不禁止祖上的殺雞取卵傳統，還想方設法地鼓勵起臣下屬民們放開地玩物喪志。於是乎，在一片鬥雞走狗大潮中，為男人談之色變、見之汗顏的綠色，也就堂而皇之的登上大雅之堂。登堂歸登堂，總歸不是那麼理直氣壯，因此黎民和百官在以綠為美的情況下，偶然也會喜歡些白色的玉石，就當是培養興趣之時順便起些混淆視聽的作用。長此以往，是美，是醜，就見仁見智了。
這種故弄玄虛的思想，在中國還足以威服四夷時，顯不出有多少弊端。而一旦他國經過厚積薄發，也屹立世界之林時，我們再閉門自娛、自欺其人，就只有以落後捱打來證明事物發展的規律性，歷史潮流的前進性。
近代西方國家人民，性格直白、坦率，富有進取性，體現在民族性上就是狼性的擴張。與水晶有著異取同工之妙的玻璃，在西方能得到迅猛的發展，也間接證實了玉、晶的高下之分。
歐洲十五世紀文藝復興開始，玻璃的廣泛應用導致了科技的迅猛發展。
玻璃的發明，中國較西方要早，但由於文化上的認知，玻璃在西歐能夠紅紅火火地發展起來，在中國則只能被早早打入冷宮。最常見的例子就是裝飾材料上，歐洲教堂隨處可見繪著彩圖又能採光的玻璃，而中國的皇宮大殿更熱衷於覆蓋上金光燦燦的硫璃瓦。
公元13 世紀時，我們這面氣吞萬里如虎，朱元璋正和蒙古人打得不亦樂乎。但這迅猛擴張、積極進取之勢，隨著殘元退入大漠而結束。蒙元讓世界文明倒退，得勝的朱又推行起更為倒退的重農輕商政策。這條政策導致威名赫赫的大明帝國財政收入，長期處於入不敷出的狀態，一年不過幾百萬兩白銀，尚不及偏安一隅的南宋的十分之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明帝國其它方面的發展就可想而知。
同一時期， 崛起的威尼斯則成了西方世界的玻璃製造中心。隨著工業革命的蓬勃發展；玻璃生產技術大為改進； 玻璃科學儀器、玻璃瓶、窗戶玻璃以及其他許多玻璃器具的成規模生產變成了現實。
顯微鏡、望遠鏡、氣壓計、溫度計、真空瓶、曲頸瓶等多種科學玻璃儀器的出現，積極推動了人們對自然及物質世界的探求，實在開啟了人們的眼睛和心靈； 讓人們看到了新的可能性； 並使西方文明闡釋世界的方法由聽覺模式轉為了視覺模式。英國學者舉出了20 個改變世界的著名實驗——比如湯姆遜發現電子、法拉第的電磁以及牛頓用稜鏡分解陽光——其中15 個都離不了玻璃。顯微鏡的運用更是直接推動了世界自然三大發現中“細胞學”的產生。
化學家藉助玻璃才瞭解到了氮的化學性質，研發出了生產氮肥的技術，使19世紀以來農業產量飛躍。天文學家有了天文望遠鏡，瞭解了太陽系的結構，測量出了恆星的視差，證明了哥白尼、伽利略的猜想。
沒有玻璃，物理學、礦物學、工程學、古生物學、火山學、地質學，不會飛速發展甚至走上不同的道路。沒有高畫質晰度的玻璃，人們發現不了氣體定律，就更不會發明蒸汽機、內燃機、電力、電燈、照相機和電視機。沒有玻璃顯微鏡，胡克、列文虎克、巴斯德和科赫就無只能一輩子默默無聞。沒有玻璃，就沒有細菌理論，人們就無法對傳染病理一步認識，後來的醫學革命也就無從談起。
可以說，正是因為玻璃生產在印度、中國和日本的蕭條，才使得這些地區不可能發生歐洲那樣的知識革命。當然，同在亞洲的日本後期也無比重視起水晶或玻璃，再逼仄的房子下面都會埋上一顆水晶球。
46午夜美景
孫仕眼也不眨地盯著朝正。人才就是人才，像猴子一樣，從再高的樹上掉下來，它還是隻猴子。那一瞬間，孫仕就有了招賢納士的衝動，他要把自己渾身的水晶絕學傳授給朝正。大兒子孫佔肯定是指望不上了，他連書本正反都不知道。二兒子孫武，一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