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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五代十國，北中國又陷於狼性遠遠大於羊性的大動盪時代。北方五代梁唐晉漢周之中，後唐、後晉、後漢都是西突厥沙陀族政權。同時並存的強大遼國，則是鮮卑後裔契丹族建立的遊牧民族國家。
公元960年，趙匡胤不費吹灰之力，忘恩負義地篡奪後周周世宗打下的中原江山之後建立了北宋。北宋初期藉助五代時期遊牧民族的輸血，還有些生氣。但是，宋太祖已沒有漢武帝和唐太宗的“文明狼”的銳氣了。宋太宗兩次北伐都被契丹遼國打得慘敗。可是他收拾南方的漢族國家，卻易如反掌。
中唐以後，中國的經濟重心已由北方移到南方。而唐末五代時期，北方的經濟遭到大破壞，南北差距更加懸殊。南方漢族國家的強大經濟實力，並不能彌補民族性格上的軟弱。那裡的帝王早就在“春花秋月”，“雕欄玉砌”和江南水鄉中軟掉了骨頭。因此，受過狼性格輸血的北中國再次輕鬆滅掉或收降南部漢族國家。李後主、吳越王等國君主紛紛敗亡投降。春秋漢唐時期南中國的那種“力拔山兮，氣蓋世”，“三千越甲可吞吳”，“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民族氣概和性格蕩然無存。長期的農耕環境和儒教終於徹底教化和軟化了沒有草原的南中國。
陳陣繼續講：宋朝是漢族國民性格質變的轉折時期，除了歷史種種不利因素的積累以外，宋朝對漢族性格的轉換還有著兩個關鍵而特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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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北宋無力收回漢唐原有的廣大草原國土。大宋大宋，實際上它的疆土連漢唐時期的一半還不到。它的北面是包括華北北部和蒙古草原的幅員萬里的契丹遼國。它的西面是驃悍的党項西夏和羌族土蕃。它的西南面是白族的大理國。這種局面導致了嚴重後果。本來，從炎黃到漢唐，華夏一直擁有北部和西北的大片草原牧區，它具有製造強悍性格的造血功能，歷史上廣闊草原為華夏民族培育了無數強兵猛將和傑出帝王。古言道：“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宋史·李綱傳》也說：“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漢唐時期，中國雄才大略的帝王之所以大力經營西域，緊緊抓住西北草原不放，就是深深懂得這片草原維繫著中華文明的根，而遊牧精神和性格則是支撐中華的脊樑。漢唐時期那種半農半牧的國土和經濟基礎，是華夏民族維持半狼半羊性格的命脈。而軟弱無能的宋朝無力收復華夏西北的命脈草原牧區，就對漢民族的性格最終轉換起到了致命的影響。
其次，宋朝“理學”的盛行。由於宋朝的華夏只剩下純農耕的國土，中國儒教的這棵大樹被純農耕土壤滋養得越發農耕化，並發展得越來越極端，宋朝“理學”的出現，把早期儒家中含有的遊牧遺風、雄健向上的精神大大消弱，卻加強了壓抑閹割民族性格的“新精神”。最致命的是提出“存天理，滅人慾”，三綱五常是天理，必須用“天理”來滅除人慾。對狼性和狼欲就更得斬盡殺絕，火燒沉塘。只有堵了狼的路，才能邁得開羊的步。理學把漢民族壓制調理得像家畜牛羊那樣馴服聽話，任勞任怨，使得漢族宋朝的生產力大發展，還製造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具威力的火藥武器：火銃、火箭、火蒺藜、霹靂炮、突火槍等等。但是仍然彌補不了華夏民族迅速軟化和羊化的性格缺陷。
歷史證明一個民族要想復興和富強，必須發展生產力，但是絕不能“惟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是振興民族的基礎，但還不是基礎的基礎。必須把培育強悍進取的民族性格和發展生產力同時並舉，這才具備民族騰飛的兩個翅膀。
到宋朝，在性格上，純農耕的華夏漢族終於由漢唐時期強悍的“文明狼”轉變為軟弱的“文明羊”。
然而，北宋還是得到了一個長達160多年的穩定和繁榮。但是這不是因為它自身強大，而是由於強敵契丹遼國發生了民族性格上的重大轉換。遼國在宋朝建立之前的十幾年，佔領了華北幽雲十六州的漢族農業區。此後，它的農業開始大發展，並向東北黑土地延伸。經過幾十年的墾殖，以至於農業在遼國經濟中的比例越來越重，大量牧民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