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農業研究學者，山田慶一曾和許多人一樣，只是專注於農業問題研究，在他研究華北農業時，作為一個研究專案，當他研究邯彰的農業時，最初也是和其它人一般，對農村合作社只是稍加關注罷了，但最終透過不斷的加深瞭解，使得他最終發現了一個其它人未曾關注過的問題——鄉村的企業化。
“而對於這種整合，他需要面對幾個急為迫切的問題，首先，那些工廠無一例外都是經營失敗的，而且裝置凌‘亂’，再次，工人的素質亦是低下的，最後，管理層亦是落伍甚至保守的，如何解決這三個問題呢？如何讓這些企業重新煥發生機呢？這正是管明棠所需要面對的問題，要解決這家企業的裝置問題，也就是土地問題，他選擇了暫時放棄這一問題，而是首先對管理層動刀，在這個企業中，舊有的管理層是落伍保守的，且對企業衰敗付出責任的，所以，他選擇了中間階層，也就是富農！與許多地主或是依靠繼承、或是依靠聲望、或是依靠權力甚至本身就是土匪不同的是，富農大都是依靠勤勞致富的，有的是租種地主田地致富的，其特點是：其大都是種田能手，本人參加勞動兼做工或經營小商業，如現在擺地攤的小商販。有的是賣‘肉’的屠夫、有的是木匠，他們在村落裡的威望，表面上看似低於士紳地主，實際上，他們的威望卻遠勝於地主，只是其在政治上未得到充分的肯定，而管明棠將農村以企業看待後，無疑相比於普通農民和地主，這些富農則是成功的，透過對富農子弟進行集團教育，教授他們現代的鄉村行政知識、農業知識以及其它商業知識，進而又透過成立示範‘性’的農村合作社，使得零散的農民個體，變成了農村合作社這一合作機構的成員，而在這一過程中，管明棠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
關於‘中國’這個題目，日本人也不曉得放在解刨臺上解刨了幾千次，裝在實驗管裡化驗了幾千百次。而對細節情報的分析，恰正是日本人的長處，也正因如此，山田慶一才會發現這一被許多人忽視的“細節”，而這一細節，在山田慶一看來，甚至直接決定了邯彰的成功。
“在完成這一切工作的同時，其即開始對企業的裝置問題，也就是土地問題加以解決，而這些，以地主為核心計程車紳已經無法再像過去一樣掌握鄉村，鄉村已經由富農為主體的階層所控制，而村莊的合作化亦同時展開，使得邯彰第一次將政權真正深入到鄉村最基層，以村落為單位的合作社從單純的經濟組織，銳變為擔負農村行政管理組織，與中國其它地區仿效日本成立的村公所，依靠法律賦予地位不同，合作化村落所依靠的卻是經濟，其利用經濟利益作為工具，緊緊的將每一個工人，也就是農民都牢牢的捆綁在一起，從而真正意義上掌握了農村，控制了農村，或者說控制了農民！”
“那，這豈不是像蘇俄的集體農莊一樣？”
“當然不一樣，集體農莊的目的是為了儘可能的掠奪農村的剩餘價值，而農村合作社卻是為了最大限度的利用農村現有的人力以及土地資源創造儘可能多的財富，在農村合作社內，土地等資源依然屬於農戶，而不是合作社，合作社僅只有指導權，他們對農戶的控制，實際上透過同農業合作社的配合，以市場的手段加以控制，即向合作農戶提供較市價低廉的化‘肥’、農具以及良種甚至工業消費品，高於市價的作物、副產品銷售。”
“無論是供或銷，透過有組織的供銷，透過中間環節的減少，其經營成本大為降低，表面上農民得到了低於市場5…10％的所需品，但農業合作社的利潤卻依然遠大於普通批發商，而農業合作社直接向農村合作社採購小麥、棉‘花’等農副產品，因中間環節的減少，採購成本有所降低，而農村合作社亦可在利潤空間內提高採購價，從而讓農民受益，在這一過程中，三方的利益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障，一個穩固的基層企業群由此出現，而這個穩固的企業群最終銳變成為極為嚴密的政fu統治基礎——任何農民個體都因在經濟上對合作社的嚴重依賴，決定了政fu透過合作社實現了對農村的全面掌控！”
農戶離開了合作社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呢？
曾經於鄉間橫走的依靠壓低價格收購農產品的小商販早已在合作化的過程中被慢慢的淘汰了，現在的邯彰農村一但離開合作社，農戶生產的農副產品無法售出，至少無法售出合作社的價格，除去依賴合作社之外，農戶幾乎沒有其它的選擇，不過合作社並沒有因此像過去的商販、糧商一般壓榨農民，他們在保障農戶利益的同時，透過對農副產品的深加工獲得了更多的利益，加之代民儲藏糧食獲得的鉅額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