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納所表現的那種大科學家式的直言不諱、童言無忌的言談和我行我素、其奈我何的獨立人格、率性做人、放蕩不羈的瀟灑舉止，給年輕時的宋健留下了深刻的經久難以忘懷的英雄般的印象。時過近40年，維納早已作古，可當年他與會時的風采仍未在宋健心中混滅，曾在數篇文章中提到這一點，備加讚賞。
1963年第二屆國際自動控制聯合代表大會在瑞士巴塞爾如期舉行，中國派以呂強為團長、鍾仕模為副團長的大型代表團去瑞士開會。讓宋健帶了120份在上面印有“曾投稿”字樣的論文，伺機在會上揭露某些人違反科學道德的行為。
中國代表團到達瑞士之後，馬上就弄清了真實原因，不幸竟被料中，其時正是國際上美蘇兩個超級大國聯手反華之時，鼓譟得沸反盈天，所以在評審論文時被反華者做了手腳。這種因政治上見解不同所屬國度不同，而不惜違反科學的態度，偏狹的輕而易舉地去否定或是貶低別國的他人的學術建樹的做法，是一種最齷齪最不道德的行為，從來就是科學家的大忌，不齒於整個世界的科技學術界。
在鍾仕模教授的指揮下，宋健相機在大會做了發言。
宋健發言時，主持會議的主席是美國A．Hopkin教授，他不知內幕，發現宋健發言不是針對前邊代表所做報告的評論，而是在宣講一篇論文，於是出面干涉，聽眾大譁，許多科學家起身，用不同的語種吶喊：讓他講吓去！中國人講吓去！
會場頓時亂作一團，使會議的程式無法進行下去。為了不影響大會進行，鍾仕模教授起身，示意宋健從臺上下來，隨他一同先行退場。
鍾先生是40年代麻省理工學院博士，主持會議的主席美國A。Hopkin教授認識鍾先生，慌忙走下主席臺，找鍾先生交涉道歉，鍾先生憤而譴責道：這種作法，令人不解，這哪裡是做學問！
宋健前腳跟隨鍾先生走出會場，後腳會場上數百名科學家卻跟著追了出來，緊追不捨，將宋健背來的120份印有“曾投稿”字樣的關於《線性最速控制系統綜合的理論研究》論文，一搶而空，晚來一些的，沒有拿到宋健論文的有些外國科學家，滿臉遺憾地一再纏著宋健索要，宋健只好抱歉說：對不起，沒有了。
宋健以為，事情至此，已經結束，120份論文四散一空，從受人歡迎的程度看，結果還是讓宋健滿意的，便心滿意足地，安安心心地躺在床上睡了個好覺。
誰料第二天起床，卻發現中國代表團人人臉上都很神秘警惕的樣子，原來是一大早，就在會議大廳掛出一份大宇公告，上寫：今天早上9點，在會議大廳召開特別會議，邀請宋健教授作特邀報告，請大家參加。
這時不斷傳來訊息，說西方的一些科學家們，也對大會上的某些心懷叵測的人違反科學道德，壓制中國科學家一事表示不滿和聲援。還有一些科學家，一方面是義憤填膺地對中國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和大力支援，一方面也對此次大會的不民主情況深為不滿，種種不滿，都是由宋健那一篇論文生髮，在大會上相繼造起反來。
這樣一種混亂局面，讓中國代表團很是難以把握。
於是代表團經過研究，認為事先沒有徵得我們中國代表團和宋健本人的同意就做出這樣一個決定，違反了起碼的禮貌，另外，其出發點不明，我們不能打無準備之仗。並按照那時慣常的做法，求教於毛澤東思想，認為——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於是決定抵制報告會，不讓宋健去作報告，中國代表團也不去參加，來了個不予理睬，看他們怎麼收場。
後來宋健和中國代表團得知，聚集在會議廳中的百餘名大科學家，久候不見報告人蹤影，便透過了一個集體決議，強烈譴責某些人違反科學道德的行為，鄭重申明《線性最速控制系統綜合的理論研究》是一篇優秀論文，對當代控制系統的綜合理論作出重要貢獻，要求IFAC理事會糾正錯誤，將該論文納入會議文集予以刊出。
IFAC理事會最終不得不尊重和接受了這些科學家們的最後一條意見，將宋健和韓京清先生合作完成的那篇論文，鄭重收入了本屆會議的文集予以出版。
這大概是60年代東西方科學界的協同造反惟一成功的絕無僅有一個範例。
宋健在文章中寫道：二十年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我應邀去西方各國訪問講學，到處都遇到巴塞爾事件的參加者，他們都已經是著名研究機構和大學中的控制論學科的領導人，猶有笑談那次“遭遇戰”的餘興，成為學術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