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半夜裡，夢魂倏忽歸去故里，與妻兒握手依偎，相顧而泣，夢醒時分，摹然驚起，卻惟有天頭一輪寒月照影，屋中一盞孤燈相伴。夜色茫茫，夜風悽悽，夜泉驚啼，四顧愴然，鄉關不知何處？由不得就心酸鼻塞，淚流滿面，哽咽無語。每每披衣起坐，再難人眠，惟有以書解憂，讀以待旦。
只是這一段的有心無望、英雄末路式的、英勇悲壯的發憤苦讀，恰似武林師尊隱居時的拳不離手，歌手伶人賦閒時的曲不離口，弱國居安思危式的襪馬厲兵，在以後宋健出山的日子裡，可謂使他受益匪淺，成就了一個偌大的心願。
故而以後宋健在一篇名為《珍惜機遇》的文章中這樣寫道：若夫概斷文革全損無益，也未必，太史公早有定論：《春秋》、《離騷》、《國語》、《兵法》、《詩》三百篇大抵為發憤之所作。我這一年多的逃難，收穫甚豐，特別是天文和原子、分子物理，對我以後的工作和科研產生了極其重要影響。
宋健所言極是，但當時定力能如宋健者，遭際能如宋健者，中國又有幾人？不墮青雲之志者，尚可砥礪其志，劫後得益，尋常人卻承受不起，因而受害最深。
許多的大學人和大知識分子餵豬的餵豬，養牛的養牛，十年下來之後，連一些尋常的文字和簡單的公式都記不起來，學問和知識荒疏得連自己都無地自容，有的還可以重拾八九，重歸原位，有的卻連三二也撿不回來，只好坐在那個位於上，吃十幾年前自己的那些老本，腆著一張老臉，尸位素餐而已，真是讓人匪夷所思。
1969年秋，宋健奉海軍副司令兼七機部軍管會副主任楊國字將軍之命返京，從而結束了一年多的“出差”和苦讀生活，恢復了工作，任七機部二院生產組副組長，得以為中國的航天事業效力，貢獻自己以往之所長和在困境中之所學，不負宋健學以致用的苦苦企盼，遂了一個科學家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心願。
姑妄言之，如果不是周恩來總理的英明果敢，在危難中，不顧一切地保護了一大批中國的科學家，如果不是因為宋健是一個國家不可或缺的國防科學人才，而只是一個薄有文名的作家、或是一位學有所長的教師抑或一般的工程師，恐怕還得再繼續熬煎幾年，直到盼來那個中國盛大的節日，才會有出頭之日吧？
所以，宋健對周恩來總理是深有感情的，他在寫到總理逝世時的一段文字也是十分感人的，他這樣寫道：1976年周恩來總理去世時，我淚流滿面，惶惶然不知所依，腸一日九回，忽忽於所亡，全家人仁立於八寶山下，敬送總理歸去。曾憶及，1971年，總理在人民大會堂主持會議，深夜聽取反導彈第一次試驗彙報。他問及導彈試驗狀態和我的出身、經歷及其它，親切勉勵之言索繞於懷，終生不忘。
1977年，是中國知識分子盛大的節日，也是中國人民盛大的節日，十年內亂終於過去。春風一浩蕩，花木又復甦。中國科技界、知識界、經濟界、教育界以及社會各界的人們，像從漫長的冬季醒來的蟄蟲，歡呼著自己的新生。尤其是科技界和知識界，還沒有來得及完全暖和過自己僵硬的身體，治好凍傷，便又開始蠕蠕地彈動著人類良知的觸鬚，去摸索和尋找強國富民的大道，研究和呼號國家大事了。
這些本性難移的中國的知識分子，素來憂國憂民，總是以天下之任為己任，不辭辛難，不畏艱險，不計前嫌，不接受任何專橫暴政的教訓，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只要尚存一線生機，就絕不肯做事時為自己留什麼退路，只要是認定對國家民族有好處的事情，做起來就會熱血沸騰，義無反顧，不顧一切。
十年無計劃的生育，使中國人口如江河陡然暴漲，從1964年的7。6億增長到1976年的9。4億，年平均自然增長率達到2。5％，這引起了科學界的恐懼。
人們自然而然想起了中國的人口學家馬寅初先生。
馬寅初和《新人口論》
雄牛健牯一般梗著真理的硬脖子，不肯做些
微的彎曲和退讓，明知寡不敵眾，仍然堅持鬥爭。
如果當年聽從馬寅初先生控制人口的主張，中國
的人口何至膨脹如斯？
馬寅初老先生在50年代仗義執言，發表了《新人口論》，倡議控制人口的增長，以求人口與經濟發展相協調，相一致。然而如此憂國憂民的真知灼見卻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只因為毛澤東說過“人多力量大”的話，便使馬寅初犯了上，受到有組織的全國大批判，受到急風暴雨式的攻擊，遭到極不公平的對待。
馬寅初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