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火，對待“享受生活”不知好歹，反而深查細究找公司的麻煩。他一定是在魯青面前裝一裝樣子，顯示出秉公辦事不徇私情，關鍵時刻他是會為深圳南方大業公司打掩護的，這就是平常人們所說的做“表面文章”。
林少彬給領導開車時，就知道如何猜測領導的意圖，辦一些領導喜歡的事。金融行業雖然已經商業化運作，但由於長期以來“國有銀行”的性質，遺留下行政管理的痕跡，凸顯出嚴重的“官辦銀行”態勢。林少彬想，馬富貴在魯青面前裝出敬業的樣子，是為了博取總部人員的信任。林少彬記得當年自己給老行長開車時，基層的行長們對待他，像對待處級幹部似的，每到一個地方，給老行長的紀念品總是有他一份，雖說具體“內容”可能不同，卻極大地滿足了他的虛榮心，也為他後來事業的發展播下了“種子”。林少彬曾想，老行長走到哪個地方，都受到眾人的尊敬，前呼後擁，這樣的活法才叫“滋潤”。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在世上轟轟烈烈幹一番事業才有價值。他想到了古訓：“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
第三章 查賬（2）
醒悟之後的林少彬，在車上放有各類書籍，每到一處車停下，就如飢似渴地看書，經年累月進行“惡補”，十分注意增強知識儲備與個人修養。老行長退休前，想給林少彬安排一個適當的工作崗位，然而，此時文憑已成為國民的上崗資格證書。他只有初中文憑，雖然滿腹經綸，從知識層面和分析判斷能力看不遜色於一些大學生或研究生。然而，任何領導，哪怕呼風喚雨式的領導，也不能“逆水行舟”，為他承擔輿論上的壓力，這是中國各行各業的“用人特色”。所以當老行長退休後，林少彬就毅然辭職來到深圳特區，他不相信英雄無用武之地。
深圳的天空是遼闊的，在改革開放初期的年代裡，“淘金者”蜂擁而至，林少彬在商海的大浪中搶灘衝浪，幾次沉沒幾次浮出，終於有了屬於自己的公司、工廠，有了二百餘人的隊伍。爭奪國興銀行這個一百八十億元的工程專案時，他不惜血本參加競標。在二十多家有“勢力”有“門道”的企業參與競爭的情況下，他與北京市興德公司“並駕齊驅”，一舉奪下了這個“金標”。事後，參加競標的有些人說中國的競標、議標，不是依照客觀條件辦事，不像外國那樣，公平合理，優勝劣汰，而是摻雜著人情、利益與權勢。林少彬不以為然地說：“美國鼓吹法律制度健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照樣出現會計事務所的報假賬行為，韓國總統不是也為兒子們受賄焦頭爛額嗎？黑格爾說存在即合理。無論在哪一個國家，是金子總有閃光的時候；是狗屎，總是要做肥料的。”
林少彬競標成功後，短短三年，在給國興銀行製作門楣、招牌、燈箱以及裝修各營業場所的過程中獲得了豐厚的利潤。他知道國興銀行換了行長，時過境遷三年過去，合同能否繼續延用，主要看調查組，尤其是調查組回到北京向總部反映的情況舉足輕重。他也知道國興銀行的許多基層行嫌價格太貴。國興銀行在北方的營業機構，要從深圳進貨，路途遙遠，運輸不便，又要付出一定的運輸費，許多基層單位給總部提出意見，要求就近選擇廠家。然而，官辦銀行的特點是容易“捨近求遠、就繁去簡”，這些效率低、浪費大的做法，在私營企業看來是不可思議的。林少彬知道，國營企業“官員們”定的事情，不是按照市場規律進行適時調整，而是人為的作用巨大，想更張易轍很難。因此，林少彬要採取一切手段讓調查組滿意，他認為隱瞞產品的厚利，就能夠維持與國興銀行的長期合作。
馬富貴在檢查成品庫時，讓林少彬既尷尬又佩服。馬富貴用尺子首先丈量了一個燈箱，然後在偌大的燈箱庫內走了兩圈，突然問林少彬：“林總，你庫存的燈箱有多少？”
林少彬回答說：“23000個。”
“不對，是7212個。”
林少彬說：“我記得劉經理向我彙報的是23000個，怎麼成了7212個呢？馬會計，你算錯了吧？”
林少彬對馬富貴瞪大眼睛，意思讓馬富貴掂量自己的說法是否準確。馬富貴根本不理會林少彬的眼色，而是生氣地說：“23000個的數字肯定不對！我再問你，賣給國興銀行一個燈箱多少錢？”
林少彬對馬富貴這種“忘恩負義”的行為很氣憤，這些產品又不是為你馬富貴製作的，與你有什麼關係呢？國興銀行總部先後兩次派遣人員下來檢查，沒有一個人讓深圳南方大業公司“難看”。大家好吃、好喝、好玩，成了好朋友，你馬富貴調到總部幫幾天忙，怎麼能“牛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