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涅佐夫的人是主管國際情報工作的。對，就找他！給庫茨涅佐夫寫封信。於是，張逸仙翻身坐起，用俄文寫了幾點內容：一是說明自己的代號和蘇軍總參情報部的關係；二是讓其將自己的情況向莫斯科彙報並給予工作指示；三是約定星期天早晨八時在南崗鐵路公園（今兒童公園）見面。
為了能巧妙地將信送進領事館，又不引起特務的懷疑，張逸仙煞費苦心地想了一個方法。
星期三中午，是個晴天。木介街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門前行人稀少。身穿貂皮領大衣的張逸仙和身穿藍狐領大衣的裴家大女兒領著裴家小孫子裝作散步的樣子走到蘇聯總領事館門前。這時，張逸仙讓小孫子站住，自己蹲下來，裝為小孩小解的樣子，迅速把寫好的信投入大鐵柵門之內。隨後，從容不迫地和裴家母女一起向前走去。
星期天，張逸仙準時去鐵路公園，可是一直等到中午也未見人影，他頗感失望。後來，張逸仙又投了一封信，結果依然石沉大海。
1941年6月22日，德國法西斯入侵蘇聯。張逸仙感到蘇聯國內一定是全民動員，遠東地區蘇軍也會加派兵力，正是自己大顯身手之際，於是決定偷越國境，去找蘇軍情報部門。
7月，張逸仙腰藏“金票”、“滿洲幣”，背了一個小包袱，乘車來到佳木斯，然後換乘汽車向國境線饒河進發。準備從烏蘇里江過境，直奔蘇聯國境小鎮比金。
張逸仙因沒有“國境通行證”，只好曉行夜出，在撓力河一帶躲躲藏藏。
一天，張逸仙來到了距饒河只有40公里的布開山。又飢又渴的他，看到前面不遠的山石縫裡流淌著一股清泉，便立刻上前，用手捧起泉水大口喝了起來。突然，從草叢中鑽出兩個人，不由分說將他摁倒，然後扭起就走。
在一片小樹林裡，七八個穿便衣拿槍的人站在那裡。張逸仙暗想：糟糕，看樣子，這夥人不是“謀略隊”就是日本人的“偵察班”，無倫如何也不能承認自己有越境的企圖。
“說，幹什麼的！”扭住他胳膊的一個粗聲大氣的小夥子喝道。
張逸仙裝作痛苦的樣子說道：“我去饒河看朋友，迷了路。我可是個良民！”
“良民，什麼良民？”另一個像是頭領模樣的人掏出駁殼槍，“肯定是日本人的探子，告訴你，不說實話就斃了你。”
這樣一來，張逸仙倒不害怕了，這些人看來是抗聯的人。於是，微笑著問：“同志，你們是抗聯的人吧？哪部分的？”
這些人一下愣在那裡，過了一會兒，那個拿駁殼槍的人又說：“你別管我們是哪部分的，我只想問你是幹什麼的？”
張逸仙剛想開口，又一想，這夥人不明真假，還是等等再說。於是，他慢吞吞地說：“我是寶清的教書先生，常給抗聯送吃的。”
大概那些人也覺得張逸仙沒說實話，便將他綁在一棵樹上，幾個人坐在地上埋鍋造飯。
“我說你們小心點，做飯的炊煙別讓鬼子發現。”隨著話音，一個身材魁梧的人，腰裡彆著一支蘇式左輪手槍，提著一隻山雞走了過來。
張逸仙見到此人一愣，好面熟，想起來了，1933年12月，張逸仙曾受命掩護黃振先等人去蘇聯學習。那批人員中有個中共滿洲省送過來的叫王福俊的共產黨員，就是眼前這人。
“王福俊！”張逸仙大聲喊道。
那人愣了一下，幾步走過來，“你在叫我嗎？”
“當然是叫你，王福俊，你不認識我了？”張逸仙由於高興，有些語無倫次了。
做飯那幾個人笑了起來。其中那個粗聲大氣的小夥子說：“你這傢伙，死到臨頭還套近乎，什麼王福俊，他叫於保合！”
於保合擺了擺手，制止大家的吵鬧，說道：“你們吵什麼？我剛參加革命時還真叫過王福俊。”他端詳了一陣張逸仙，“可我確實記不起是在什麼地方認識你的。”
張逸仙激動地說：“你忘了，1933年12月，在偏臉子望火樓上坎小公園內，皮鞋王說讓你跟黃振先去蘇聯，暗號還是我告訴你的。”
於保合好像想了起來，“你是跟楊奠坤在一起的那個人，當時你說從綏芬河過境，見到蘇聯邊防軍就說——”
“米哈依爾！”張逸仙脫口而出。
“對，米哈依爾。”於保會笑了起來，“沒錯，你是自己人。”說完，動手給他鬆綁。
大家紛紛圍攏過來。於保合指著拿駁殼槍那人對張逸仙說：“這是我們的抗聯二路軍二支隊長王效明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