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事件也肯定有他的看法，這看法還可能在作品中有所流露。比如，本書作者就無庸諱言他對４９年革命的看法：那已經是一段歷史，歷史自有其必然性，誰都無法否定它，也無須否定。４９年的革命屬於中國人，中國人也就屬於了它，中國人至今生活在這場革命延續的時代中，作者對經歷過那場革命的人們抱有深厚的同情，乃至敬意，其中也還包括了龔淑瑤。有時回顧一下過去，費些思考，那僅僅是為著走好今後的路。像階級鬥爭這個理論，作者認為它無疑是個革命的理論，也可以叫它為馬上打天下的理論，可是，革命勝利以後，我們依舊用這個理論去坐天下，這就帶來了不少的麻煩與困惑。尤其是，待到被曲解到了需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須臾不可或缺的時候，它簡直演變成了煽動仇恨，製造恐怖的工具，人們常年七鬥八斗，橫革直革，乃至讓“四人幫”洋洋得意於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不少當年的革命者也冤斃其下了！應舍而未舍，以至造成了許多歷史性悲劇的發生，如若究其責任，則遠遠不是龔淑瑤們能夠承擔得了的。然而，作者在寫作本書時卻不是為了去闡述這些政治觀點，如果要那樣，他就不應該寫小說，而應該去寫政治專論。世界這麼博大，生活這麼豐富，難道除了政治就沒有其他的事好作？試想，黃大香情願不嫁人，彭石賢從小不聽從管教，吳棗秀恨透了姜聖初，吳國芬愛張炳卿不要命，所有這一切，與作者上述政治觀點有什麼關係呢？幾乎沒有。而且，書中大部分人物的政治思想也很模糊，他們對政治並沒有多大興趣，一點也不“高大全”，那麼，作者寫出他們來是不是為了深掘“極左”路線的根源呢？別人可以這樣看，作者卻未見得是這麼想，因為他在作品中根本沒有創造出一個能夠代表正確路線的人物來，而且，作者也沒有給人指點出一條正確革命路線的自信，他清楚自己並非什麼“靈魂工程師”之類。
說到“沉重”，那是題材決定了的，沉重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的革命不可能是一件輕鬆的事，除非不寫，否則，無法避免這種沉重。問題是，中國有太多的農民，中國的封建社會遲滯了太長的年代。書中所見生活環境的貧窮險惡，人物命運的多乖多厄，這並不是革命造成的。按照時間推算，書中的人物應當是阿Ｑ、小Ｄ、黃胡、吳媽的接代傳人，四九年的革命首先屬於他們。儘管革命的暴力夾帶著諸多的苦難，但它畢竟是這些人為尋求生存與發展所作的努力。只是，由於貧困與落後形成的矇昧、狹隘、保守，這又實在太容易讓他們“極左”了，能說“極左”表現的盲目、狂熱和帶著好些殘酷性的特徵與這一切沒有內在聯絡嗎？當然不是，我們可以承認，革命無法割斷歷史，這也應該屬於“中國特色”之所指了。
對此，寫作時，作者的確頗有些“沉重”的感受。《引》中所敘彭石賢入獄的經歷幾乎是紀實。他之所以走上那條屢屢遭遇劫難的人生之路，完全是孕育他的社會環境使然。當時，既然人們都無法走出那個社會文化氛圍，也擺脫不掉傳統意識留給人們的心理積重，悲劇就非彭石賢獨有。事實上，書中的人物沒有一個不帶著那個年代獨特的悲劇色彩，從李壽凡到張仁茂，從姚太如到張炳卿，從龔淑瑤到李墨霞，僅僅是他們各自有著不同的情景而已。對此，作者並不以為自己體驗到的“沉重”會比與他一同生活過來人要來得更深刻，僅僅是，他願意誠誠實實地告訴人們親身所見、所聞、所歷、所感的一些人和事。如果說作者的故事讓人聽來感到“沉重”，甚至還有可能使某些人難堪，那可不是作者的事，劇院裡既上演喜劇又上演悲劇，哭與不哭，笑與不笑，乃至看與不看，誰也不能勉強他人，但刪除《梁山伯與祝英臺》化蝶一場，卻不會找到另外更好的“賣點”了。
（二）形象性。
意見之一 有位女士認為，《左青石》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得十分成功，尤其是黃大香與吳棗秀，那種鮮明的個性，可謂光彩照人，黃大香的寬厚仁慈令人感慨，令人折服，吳棗秀的勇敢與摯愛的真情同樣撼人心魂。相對而言，這種奪目的光輝，男性形象似乎少了一點。比如田伯林，作者把他寫得太窩囊了，他全無一點做人的尊嚴，簡直連條狗都不如。也許作者是想借他反襯吳棗秀，但實際上卻損害了吳棗秀，老實說，這種人真不值得吳棗秀去愛。另外，田伯林與吳棗秀由開始的尖銳對立到後來的生死同命，這個轉變過程也寫得有些倉促，有些突然，雖然，這並非完全不可理解，但還是應該交代得更清楚些，那才會令人信服。
意見之二 作家筆下的人物是否成功，在於它有沒有生活深度，光彩奪目只算一種，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