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銀行江南支行的一位劉主任給我認識。
我打電話約好了時間便去找劉主任，他倒是個爽快人，聽說我是大軍介紹來的就更是熱情，很快叫人把卡的事情辦妥了，還說明天就差人給我送到單位去，我反而不好意思了，忙說自己過來拿就好了，劉主任說：“那怎麼行呢，你們平日裡不知道幫我們解決了多少問題，以後還是會有很多事麻煩的。”我只好客套著答應了。
晚上打電話向大飛訴苦，他聽說我錢包被偷了先是大怒：“他媽的是誰敢太歲頭上動土呀？”接著就是例行公事般地哀其不幸和冷嘲熱諷，最後大飛說：“我和那一片兒的派出所很熟，回頭幫你問問看有沒有下落。”我說：“得了吧，我又沒報案，再說傳出去也挺丟人的。”大飛堅持要去試試，我就說你看著辦吧反正我也不抱指望。
大飛接著對我說：“有件事情你這個學經濟的幫我參謀一下吧。我熟悉的一個開發區的戶籍對我說，打算幫我投資弄點外快。”我罵道：“狗日的，你不會跟他們去弄黑錢吧？”大飛說：“不是，事情是這樣的，他們說幫我搞個指標在開發區那裡弄幾畝地。”
“你小子不會窮瘋了搞個農場去種地吧？還是中金庸的毒太深學楊過和小龍女搞些小雞小鴨養殖的副業？”我詫異道。大飛急了：“你他媽聽我說完呀，我先弄塊地，然後在上面隨便搭幾所破棚爛房子。政府馬上就要在開發區大興土木了，幾所高校也正在擴建，到時候我們的地肯定要被徵用，房子也要被拆，那補償費算起來一轉手可就是十幾萬呢！”我聽了後覺得這倒也算是一生財之道，但是總有些挖社會主義牆腳之嫌，就勸大飛還是先放放。大飛權衡利弊，也覺得委實有些缺德，便推掉了。
掛了電話我也開始琢磨著做生意的事情，那段時間經常被一些同事莫名其妙地宴請，到的場所檔次往往也不低，酒足飯飽之餘我們會被暗示性地告知同事們在該酒家有或多或少的股份，並再三囑咐我們多來光顧，廣拉客源，讓我暗自感慨咱們隊伍裡倒也不乏大膽開拓進取的創業先鋒，而自己要關係沒關係要資金沒資金實在不是經商的材料。
不過說句實在話，在大學裡自己倒是首批探足下海的吃螃蟹者。那時候我的主營業務是CALL機。一九九五年的時候，CALL機尚是一種奢侈品，那時候如果誰的腰上彆著那麼個東西，哪怕是數字的，就有那麼點傲視群雄、富甲一方的感覺，就好比今天揹著個重重的膝上型電腦滿大街轉悠以標榜自己資深IT背景的白領一樣。記得大一時有個室友買了一個可摺疊的眼鏡，說明書上其中一條這樣寫道：“本品眼鏡盒外觀設計流行，別在腰上酷似BP機，可滿足各界成功人士時尚需求。”真是歎為觀止。
還有一個比較誇張的哥們兒，在地攤上買了一個BP機手錶，每天坐在圖書館裡女生最多的地方，定好時間，等“嘀嘀嘀”聲響起來的時候再裝作很不耐煩的樣子跑出去復機，後來有個新聞系女生對他暗送秋波的時候，我就不懷好意地說：“既然這麼熟了，留個CALL機號給人家吧。”
大二時CALL機就慢慢變成了一種時尚品，當時感覺自己也是這股潮流中推波助瀾的中流砥柱。因為我是最初為數不多做CALL機生意的人士之一，起碼給各大高校的大學生們裝備過不下五十臺CALL機。入行原因很偶然，有個朋友的家長是一個CALL臺的市場部經理，那時候管制嚴，帶機入網還需要購機發票，有一次幫朋友忙，抱著試試的想法和他聯絡黑機入網，結果對方不但滿口答應，還給了我五十塊說是佣金，並讓我留心還有沒有這樣的人。回來後，那個朋友又請我吃了頓飯以示感激。那時市場需求非常大，於是不知不覺就做起來了，開始也還賺了些錢。當時賣CALL機主要是兩個途徑：一是帶機入網，二是舊機賣終免號。反正就是利用資訊不對稱賺個差價。等嚐到了甜頭並選擇好幾個戰略性合作伙伴，準備大展宏圖的時候，卻發現生意越來越難做，客戶越來越挑剔和專業，不再滿意那些諸如“全功能”、“終免”等模糊的功能描述。那時候滿大街都是各式CALL機的訊息，隨便找個電話亭就能看見有些形跡可疑、含混不清的各地方言對電話另一方說：“對，摩托羅拉精英型兩百臺，下午交貨，單價七百。”其實純粹就是狗屁，那些人未必見過精英型CALL機是什麼樣子，甚至連一臺都未必買得起。這些一傳十、十傳百的各種“走私”、“水貨”CALL機在市場上根本沒有成交過一筆。我至今還儲存著一張寫著“茲收到摩托羅拉火鳳凰型數字機兩百臺訂金五十元整。一九九七年六月十四日”的收條，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