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決不能繞過陝北，繞過中共和紅軍。自1935年開始，中國共產黨便多次向全國發出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兩年多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和正義吶喊喚醒了沉睡的國人，從普通百姓到全國各界知名人士，從南京軍政當局到國民黨軍的各級官佐，贊成和擁護中共主張的人越來越多。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已在全國掀起了一股鋪天蓋地的歷史洪流。西安事變，蔣介石便險些被這股難以遏制的洪流沖人歷史的陰溝。這一次他被驚醒了。
從蔣介石自身統治來說，他自然希望紅軍能像中國各地的軍閥一樣，在其遠交近攻和強大的政治、軍事壓力下土崩瓦解。但多年追剿的結果，紅軍未滅，日本人卻乘機一步步闖入中國的後院。日本人最希望看到的就是這種中國內戰的狀況能持續下去，中國始終處於分裂的狀態，因而屢屢逼迫南京國民政府與他們簽定共同防共條約。
東京和日本天皇最怕的就是中國國內重新結成民族抗日統一戰線，出現中國全國抗戰的局面。蔣介石也深知這其中的道理，因而在日本大舉侵略中國的最後關頭，在蔣介石對日本人產生了切膚的痛恨後，他自然想到了要與中共和紅軍攜起手來。此外，蔣介石生性私心極重，他不可能眼看著自己的軍隊與日本軍在戰場上你死我活地廝殺而仍由中共和紅軍在陝北坐山觀虎鬥，他要把紅軍拉上戰車。
事實上，早在1935年冬天，蔣介石就曾有過建立全國抗日統一戰線的意思。當年11月，國民黨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會上，蔣介石第一次丟擲了“最後關頭”的觀點，決定了“犧牲”以“不侵犯主權為限度”，“否則即當聽命黨國，下最後之決心（抗日）”。國民黨的政策開始發生了變化。
、但這時蔣介石建立統一戰線的意思是以“收編”紅軍的方法，以“政治手段來解決”共產黨，這對堅持獨立自主的中共來說自然是無法接受的。但蔣介石並未死心，他透過蘇聯駐華大使轉請斯大林出面，勸說紅軍承認國民黨的中央政府，同時派出要員赴莫斯科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和主要代表潘漢年，就國共合作抗日談判問題進行了接洽。
毛澤東對蔣介石建立全國抗日統一戰線的主張自然是支援的。1936年年初，中共代表周小舟、呂振羽等銜陝北中央之命，赴南京與國民黨政府談判，國民黨談判負來人陳立夫派曾養甫、諶小岑與中共代表進行了初步談判。只可惜當時蔣介石錯誤地判斷了形勢，認為對中共和紅軍的“圍剿”已近功成，因而在談判中一步不讓。當中共提出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時，國民黨談判代表即堅持稱國民政府就是國防政府，國民黨軍隊就是抗日聯軍；當中共代表提出多年來一貫堅持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後，國民黨談判代表未回答提案，卻反過來要求中共停止土地革命、停止階級鬥爭、停止蘇區活動、放棄推翻國民政府的武裝暴動……
毫無誠意的談判只能帶來毫無成果的結尾，國共雙方第一次組成抗日統一戰線的努力失敗了，但這次嘗試，畢竟開啟了對話的大門。
1936年7月，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在南京召開。會上，蔣介石再次向全國作了“最後關頭”和“最低限度”的解釋。與過去相比，蔣介石抵抗態度更明確，措辭更激烈。蔣介石的這種進步，幾乎立即得到了陝北的歡迎。面對新形勢，毛澤東適時調整了我黨的方針，將過去的“反蔣抗日”的提法換之以“逼蔣抗日”。對剛剛結束長征一年、處境並不樂觀的中共來說，這種戰略的轉變是完全合乎實際的。在抗日呼聲越來越高的時刻，這種提法無疑贏得了民心，也為日後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鋪平了道路。
西安事變，使國共對話邁上了新臺階，事變結束後，蔣介石帶著聯共抗日的口頭承諾被放回了南京。1937年早春，幾條接踵而來的捎息掠過冰雪覆蓋的中國大地，撩得人心沸騰，中國任人欺凌的沉沉死氣的局面大為改觀，人們都在猜測著中國會迎來一個什麼樣的局面。
1937年2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前召開。會議商計的核心問題是今後對中國共產黨和對日本將採取的政策。遠在陝北的中共為早日實現國共合作、團結抗日的大計，適時地為南京的五屆三中全會送去了一份“厚禮”。2月10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三中全會，提出了五項國策和四項保證。五項國策是：（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二）保徵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