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著。當時蘇菲躺在床上，把身體舒展開來，內森則坐在床邊的一張椅子上，他們頭頂的那盞燈撲滿夏日的飛蛾，在不停地撲閃著翅膀。她閉上眼睛漸漸睡去，似睡非睡間做著一些稀奇古怪但並不可怕的夢。那夢與歡快的樂曲、芬芳的青草和雨聲交織在一起。她感到他的手指尖像飛蛾一般從她的面頰上輕柔地滑過，但只有那麼一兩秒鐘的時間，然後就什麼也不知道了，睡著了。
可是現在有必要指出，蘇菲對過去經歷的敘述並不十分坦白，儘管她本來就只想講一個大概。我後來才明白這一點。她向我承認說，她對內森講這些事時刪去了許多重要的細節。她並非有意要撒謊（比如說她把早年在克拉科夫時發生的兩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告訴了我），也沒有捏造或歪曲任何重要的情節；那天晚上她對內森所說的話很容易得到證實。當然，她對奧斯威辛、比克瑙的描述十分簡單，但基本上是準確的，對她本人的病狀既未誇大也未低估。而她對其他方面的描述，如她的母親以及她母親的病、母親的去世，她偷帶肉食的後果，被德國人逮捕，然後很快被轉運到奧斯威辛等等，更沒有懷疑的理由。那麼，她為何會還漏掉某些情節以及一些細節呢，這不正是人們期待她講述的嗎？當然，那晚她疲倦、沮喪之極；而從長遠來看，也許這裡面還有些較複雜的原因。現在我才明白，她在重新審視她的過去時有著一種強烈的犯罪感。我也漸漸明白了，她是在一種自我憎惡的情緒中過濾過去那段歷史的。顯然，在有過這種痛苦經歷的人身上，這種現象並不罕見。西蒙·威爾對這種痛苦作過這樣的闡述：“折磨輕蔑地踐踏著人們的靈魂，自我鄙視、憎惡乃至仇視和犯罪感便理所當然地產生了，而實際上情況又並非如此。”也許蘇菲正是由於這種複雜的情感，才對某些事情保持緘默，與這種強烈的負罪感相伴而生的是沉默寡言。蘇菲對她的地獄之旅總是秘而不宣。如果這就是她所希望的話，那麼，上帝知道，它是應該得到尊重的。
應該承認，雖然這些事情隨著時間的演進肯定會逐漸清晰，但蘇菲對我透露的事情是她永遠也不願意告訴內森的。這個原因我不太清楚，或許是她對內森太痴迷，太狂熱。常常是這樣，一個人對自己的過去保持緘默，以免觸動那痛苦的傷疤。同時，她又不得不把過去發生的某些事情傾述出來；我想她正在不自覺地尋找一個人來聽她的懺悔。而我，斯汀戈，正好可以補這個缺。回想起來，我敢肯定，如果她對這些事情繼續保密的話，將對她的精神造成極大的痛苦；當這個夏天快過完時更是這樣。她和內森之間的關係已變得十分糟糕。她十分脆弱，迫不及待地要把塵封已久的心事高聲宣洩出來，而我像一條不知疲倦的忠誠於主人的狼犬一樣，隨時在她身邊豎著耳朵。同時，我也開始明白她所經歷的那些噩夢中最殘酷的部分是如此的荒謬和不可理喻，以致像我這樣輕信的人都有些懷疑，而在內森那兒是絕對得不到理解的。他要麼不相信，要麼認為她瘋了，甚至有可能殺了她。比如說，她怎會有勇氣對內森講她與魯道夫·弗蘭茲·霍斯，黨衛軍支隊長，奧斯威辛集中營司令官之間的那段插曲呢？
讓我們回到內森與蘇菲初次認識的那個晚上以及以後幾個月內發生的事情之前，先來看看霍斯這個人吧。他將在我們以後的故事裡出現。但此時討論一下這個反面人物，或許對了解這個畸形人物的背景有一些幫助。蘇菲告訴我，她早已把他從記憶裡抹去。但是最近，也就是我搬到粉紅色宮殿前不久，他又在她的意識裡突然出現。這事同樣奇妙地發生在布魯克林大街下的地鐵中，她當時正在翻閱一本幾星期前出的《瞭望》雜誌，突然發現其中一頁上赫然印著霍斯的照片。她嚇得怪叫一聲，把旁邊坐著的一個婦女嚇得一哆嗦。霍斯正被執行死刑。他表情木然，手被綁著，憔悴的臉上胡茬很深，身上穿著鬆鬆垮垮的囚服。這位前司令官顯然即將奔赴死亡之旅。他脖子上套著絞索，那繩子懸掛在金屬做的光禿禿的絞架上，絞架四周圍著一群行刑的波蘭士兵，他們正在做著最後的準備。蘇菲盯著那張照片，那張如同殭屍的臉。她的眼睛痠痛起來。這時她才發現那背景，雖然模糊不清但卻對她再熟悉不過了：那是奧斯威辛。她扔下雜誌，在下一站下了車，整個記憶被這一切攪醒。她漫無目的地在灑滿陽光的大街上走著，在博物館和植物園轉悠了大半天才回到布萊克斯托克醫生的診所。醫生看見她當時的模樣時問了一句：“你撞見鬼了嗎？”但僅過了一兩天，她便把這事忘了。
當時，蘇菲以及整個世界並不知道，早在被審判及處決前的幾個月裡，魯道夫·霍斯已經寫下一篇自白，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