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個人責任。反之，是不利於團結、不利於事業的。屬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等問題的不熟悉方面，經過去年下半年以來的實踐和探討，有些問題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問題再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摸索，也是可以學會的。屬於思想方法的和工作作風方面的問題，已經有了這次深刻教訓，使我們較易覺醒和體會了。但要徹底克服，還是要經過一番艱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這次會議中所指示的：“成績偉大，問題很多，經驗豐富，前途光明。”主動在我，全黨團結起來，艱苦奮鬥，繼續躍進的條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後四年計劃必將勝利完成，十五年趕上英國的奮鬥目標，在今後四年內可以基本實現，某些重要產品也肯定可以超過英國。這就是我們偉大的成績和光明的前途。
順致 敬禮！
彭德懷 1959年7月14日
信送上去之後，彭德懷如釋重負，靜待毛澤東的迴音。在萌生了寫信的念頭之後，彭德懷曾對人談過他在寫這封信前的一些考慮：他知道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對當時黨在指導思想上的“左”都有覺察和擔心，但他認為劉少奇不便講；周恩來剛被批了“反冒進”不能講；陳雲、鄧小平在山下沒有機會講；只有他來談談比較適當。他認為：“如果有意見不講出來，那我們黨還有什麼戰鬥力！”
彭德懷估計毛澤東看完信後會找他去談談，或把信拿到中央常委會上議一議。但毛澤東對那封信的處理方式，完全出乎彭德懷的意料。
1959年廬山開會時，毛澤東住的“美廬”別墅②，門牌為180號。
彭德懷送去的信，毛澤東看後，沒有立即做出評論。兩天以後，7月16日，毛澤東在彭德懷信上加上《彭德懷同志意見書》的題名，並批示：“印發各同志參考。”
毛澤東對中央常委的幾個同志說：“要評論這封信的性質。”並決定會議討論的時間延長一週，並且通知留住北京的彭真、黃克誠、薄一波、安子文立即上山來參加討論。在電話上還告訴彭真說，如果林彪身體情況允許，請他也一起上山。毛澤東要中央辦公廳將會議小組重新劃分，由原來按大區編配的6個小組，改為各地區穿插編配的6個小組。目的是為了各地區便於交流情況，交換意見，避免同一個地區的人談來談去總是一個調子，問題展不開。
毛澤東的這一決定，使彭德懷感到十分突然。他事後在一本筆記中寫道，我是給主席個人寫的信，是供他參考的，怎麼一下子變成了《意見書》，事先也不跟我招呼一聲，就印發給大家呢？
第二天上午，《彭德懷同志意見書》印發給到會人員。它像一塊巨石投入本來已不很平靜的湖水，激起層層波瀾。原已沉寂下來的“神仙會”驟然活躍起來。人們的發言由研究《議定記錄》（草稿）轉向集中討論《意見書》。有些沒有講話的人開始談出自己對形勢的看法，模糊的觀點趨向明朗，會上開始有了不同意見的爭論。
從7月17日到22日，各組共討論了6天，完全贊同或明確反對《意見書》的，只有幾個人。大多數人是基本上贊同《意見書》的看法，但對其中個別問題的提法、分寸掌握和文字表達上，有些不同意見。有的認為，《意見書》對1958年“大躍進”的成績是講夠了，但在講如何總結經驗教訓時，有的話講得重了一點。還有人說，《意見書》中“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和“大躍進”中暴露出來的問題是“政治性”等說法不妥，值得斟酌。贊同《意見書》的人，包括參加起草會議《議定記錄》（草稿）的幾位“秀才”表示，彭德懷信裡的觀點和他們的看法是一致的。有的說：“只有彭老總才有膽量敢於這樣寫。”他們認為，彭德懷的信對於引導大家暢所欲言，對於打破會議的沉悶空氣，把討論繼續引向深入是很有好處的。當討論中聽到有人批評信裡的某些提法不妥時，有人還起來為彭德懷解釋、辯護。
關於“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他們說，有的地方熱得過火，有的縣提出三五天消滅文盲，兩年進入共產主義等等，說它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也並不過分。
關於“政治性”一語的提法，他們說：刮共產風，一平二調，嚴重影響了黨與群眾的關係，說它是政治性也未嘗不可。過去中央轉發上海市委檔案的批語中，也說過市場緊張是政治問題。
許多人在發言中，稱讚彭德懷為了黨的事業和人民利益而大膽直言的精神。一位省委書記說：“彭總那封信裡雖然有個別地方提法需要斟酌，但信的總的精神是好的。個別字句可以不去計較，要看總的精神，我們目前需要彭總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