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為題材。因為不如此，書生寫戰事，會弄成過分的笑話。 另一個觀念是民眾思想，即“人民戰爭”思想。他的多數抗戰小說都以民眾自發組織的游擊隊為描寫和歌頌物件，而在描寫正規軍的《大江東去》和《虎賁萬歲》中，也努力突出民眾，以致引起當局注意，多數作品遭到“腰斬”。 與新文學的抗戰小說一樣，張恨水此類作品由於倉促求成，藝術上便禁不起時間的考驗。平鋪直敘，急於說教，既有拘泥於生活真實而放棄藝術真實的傾向，又有製造巧合圖解觀念的毛病。如《敵國的瘋兵》寫日寇中隊長飯島，率兵將李大娘的養女蓮子輪姦致死，結果發現蓮子原來竟是飯島早年在北京與李大娘作鄰居時，寄養在李家的自己的親生女兒！於是飯島真的發了瘋。這種因果報應的俗套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感染力。 相比之下，他的諷刺暴露小說取得了成功，這本來便是張恨水的特長，也是通俗小說的特長。與民國初年的黑幕化小說和張恨水早期的新聞化小說不同，這一時期的諷刺暴露小說貫穿著統一的敘事立場，即從人民大眾根本利益出發的正義感和深切的民族憂患意識。這是此前的通俗小說根本達不到的境界。張恨水寫《春明外史》的時代，“老實說，寫稿子完全為的是圖利”，“沒什麼利可圖的話，就鼓不起我寫作的興趣”。〖ZW（〗《寫作生涯回憶》，《張恨水研究資料》P37，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ZW）〗而《八十一夢》和《魍魎世界》等書，揭露貪官汙吏巧取豪奪，武力走私，全民皆商，發國難財者花天酒地，威風凜凜，知識分子窮得四處討飯，賣掉一套善本《資治通鑑》，所得不值一包煙錢，下層百姓飢寒交迫，怨聲載道，幾乎寫出了一部國難史，令人不由聯想到安史之亂後杜甫那些“感時花濺淚”的“詩史”。二人均是在40歲至50歲之間，身經山河劇變，自己流離失所，目睹人民災難，在入蜀前後，達到了新的創作高峰。張恨水的這些諷刺暴露小說，藝術上並不完美，缺點很多，當然比不了杜甫的“三吏”、“三別”。但其間那種“窮年憂黎元”的人民性，深深感動了廣大讀者，掩蓋了其藝術上的不足，做出了新文學想做而做得沒那麼精彩的事，因此大獲主流文壇的歡心。 不過，不能因為張恨水的這一部分小說在主流文學史裡得到了肯定，就認為它們在藝術上雅化到與新文學的優秀作品不分軒輊的程度。許多論著過分稱讚《八十一夢》對諷刺小說體式的創新，其實創新並不等於好。《八十一夢》的總體結構是散亂乏序的，每一個夢也並非都“自然而緊湊”，完全可以構思和創作得更完美、更精煉。其他小說也一樣，給人以醜聞羅列、人像展覽式的印象，這種手法是《春明外史》、《新斬鬼傳》時代的路子，從《啼笑因緣》以後，張恨水已經有所超越，開始追求典型化的路子。而40年代張恨水的小說只在人們腦中留下了篇名，卻沒有留下人名。這說明藝術上的雅化與觀念上的雅化不一定是攜手並進的，有時也許反要倒退。事實上，是轟動效應構成了這些小說的文學史價值。讀者們告訴作者：“寫得對，罵得好；再寫得深刻些，再罵得痛快些！”周恩來鼓勵說： 同反動派做鬥爭，可以從正面鬥，也可以從側面鬥。我覺得用小說體裁揭露黑暗勢力，就是一個好辦法，也不會弄到“開天窗”。恨水先生寫的《八十一夢》，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嗎？ 政治家要求鬥爭的“作用”，群眾要求“罵得痛快”，這都是從“通於世俗”著眼的，沒有人關心其“結構”與“技巧”。張治中代表政府來勸張恨水罷手停寫時，也說“寫得好，罵得對”。這些小說仍然是通俗小說，比新文學同類作品中艾蕪的小說大概要好一點，比沙汀的就要差一點了，比張天翼也許正好，只是分量要厚重得多了。 張恨水的第三類小說，與前兩類基本相似。歷史小說《水滸新傳》，寫的是梁山英雄招安後抗擊金兵、為國捐軀的悲劇，走的是借古喻今的路子。“要借古人的骸骨來，另行吹噓些生命進去”。其思想主題與同期郭沫若、陽翰笙等人的歷史劇是一致的，時代性、政治性十分突出。毛澤東曾對訪問延安的中外記者說：“《水滸新傳》這本小說寫得好，梁山泊英雄抗金，我們八路軍抗日。”《秦淮世家》、《丹鳳街》等“半言情小說”，主題比較模糊，又想隱喻抗日，又想讚頌民眾之“有血氣，重信義”，“藉以示士大夫階級”，〖ZW（〗《丹鳳街》自序。〖ZW〗）又含有對故都的懷戀，因此故事情節不夠緊湊，影響不大。 總起來看，張恨水抗戰時期小說的雅化核心在於創作宗旨和思想主題。他終於由消遣文學走到了聽將令文學，終於“帶藝投師”，被新文學招安到帳下。這使他終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