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古的。” 但是，這一本來並不深奧的道理，中國人直到今天也並不明白。能夠懷著“保古”的目的去“革新”，就已經算是開明之士了。於是，大多數人都感到了“撕裂”。 其實，就在“五四”前後，統治中國人大腦的，還是綱常名教和鬼狐報應。辛亥革命驅逐了滿族的皇帝，但並未觸及中國人大腦中的皇帝。1916年袁世凱要稱帝，1917年張勳要復辟，這些“壯舉”並非是毫無民意基礎的純鬧劇。擁護帝制的壯士中，不乏辛亥革命的功臣。曾經被視為激進黨的康有為，此時卻大力宣傳要把孔教定為國教、列入憲法。在失去了皇帝的人心惶惶中，人們對心中的皇帝的依賴變得更急迫、更虔誠了。陳獨秀在《舊思想與國體問題》一文中說：“腐舊思想佈滿國中，所以我們要誠心鞏固共和國國體，非將這班反對共和的倫理文學等等舊思想，完全洗刷得乾乾淨淨不可。否則不但共和政治不能進行，就是這塊共和招牌，也是掛不住的。” 針對各地興起的祭孔讀經熱潮，“五四”新文化運動集中鋒芒批判了這股逆流。最早反對把孔子學說定為一尊的文章是易白沙的《孔子平議》，隨後更多的人投入進來。 巴金和茅盾等人的小說裡，描寫過“五四”時期閉塞保守的四川人文景觀。就在此時的四川，卻產生了一位大名鼎鼎的批孔急先鋒，他的名字叫吳虞。 吳虞（1871…1949），字又陵，四川新繁人。他1906年留學日本，回國後在成都任教。《新青年》最初發行到成都時，只有5份，吳虞和他的學生各買了1份。 吳虞深深地為《新青年》所吸引，積極投身這場文化變革。他發表了《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根據論》、《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辨孟子闢楊墨之非》、《對於祀孔問題之我見》、《吃人與禮教》等文章，對封建舊文化舊禮教進行嚴厲的批判。他說： 二十四史，徒為帝王之家譜，官吏之行述，陳陳相因，一丘之貉。……知有君主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恢張君權，崇闡儒教；於人民權利之得失，社會文化之消長，概非所問。歷史即為朝廷所專有，於是舍朝廷之事，別無可記。 嗚呼！孔孟之道在六經，六經之精華在滿清律例，而滿清律例則歐美人所稱為代表中國尊卑貴賤階級制度之野蠻者也。 天下有二大患焉：曰君主之專制，曰教主之專制。君主之專制，鈐束人之言論；教主之專制，禁錮人之思想。君主之專制，極於秦始皇之焚書坑儒，漢武帝之罷黜百家；教主之專制，極於孔子之誅少正卯，孟子之拒楊墨。 吳虞犀利地指出了儒教與專制的關係，特別對封建統治者借作護命符的孔子學說進行了勇敢的質疑和批判，打破了封建聖人的偶像，因此被胡適稱為“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英雄”。 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中的“南陳北李”，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李大釗（1889…1927），字守常，河北樂亭人。他發表的《孔子與憲法》、《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鄉愿與大盜》等文，反對把孔教列入憲法，指出儒家“三綱”是“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是“專制政治之靈魂”。但同時李大釗說明：“餘之抨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也。” 其實這是新文化運動先驅們的共識。他們都認為孔子本人在歷史上是聖哲，是偉人。陳獨秀曾規勸青年要以孔子、墨子為榜樣，吳虞也說過孔子是當時之偉人，李大釗說孔子是其生存時代之聖哲，其學說亦足以代表當時之道德。還說孔子如果活在今天，會創造出新的學說以適應現代社會。可見他們並非像今天一些無知學者憑空想象的那樣全盤否定孔子，而是認“五四”為孔子的許多思想不適應於今天，並且儒家只是百家中的一家，不能定為一尊，陳獨秀、易白沙、吳虞等人都很推崇墨子的思想。在“五四”先驅的意識裡，國學的範圍要比孔學的範圍大得多。在今天，特別應該糾正的是，“五四”時代並沒有“打倒孔家店”這句被後人誤傳的口號。實際上“五四”新文化運動是由多種思潮組成的，有比較激進的，例如《新青年》，有比較保守的，例如學衡派，但學衡派也是贊成改革的，還有主張相容幷包的，例如蔡元培。他們都主張改革傳統文化，但誰也沒有完全否定和拋棄傳統文化。   電子書 分享網站
撕開的黎明：狂飆為誰從天落（3）
陳獨秀說：“孔教為吾國曆史上有力之學說，為吾人精神上無形統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絕對承認之，而不懷絲毫疑義。” 我們反對孔教，並不是反對孔子個人，也不是說他在古代社會無價值。不過因他不能支配現代人心，適合現代潮流，還有一班人硬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