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黨”分子。
正如特委在“特字一六二號”檔案中規定的那樣：“這些分子，雖然不是社黨成員，但實際上是社黨的表現，是社黨發展的物件。”左傾到了極點的肅反路線，有如一張疏而不漏的天網，只是需要，什麼人都可以收捕其中。
赤色永定縣委，是處決曾牧春後改組的，由原縣委常委、秘書長張覺先代理書記。張主持縣委工作正好25天，就被縣肅反委員會主席在全縣的黨團聯席會議上宣佈是暗藏的“社黨”，就被逮捕起來。
同時被捕的還有縣委常委、組織部長鄭世明等13名幹部。這些被破獲的“社黨永定縣黨部”成員們，只在臨時牢房裡關押了一夜，每個人“過堂”一次，翌日上午一處山野荒地就成了他們的歸宿。
一個代理縣委書記，竟由一個縣委屬下的肅委會主席主宰了命運，在“肅反中心”論指導下，當時政權混亂情形，由此可見一斑。
赤色杭武縣第五區的區委書記伍超然，沒有及時按照縣肅委發來的名單抓捕“社黨”分子，第二天下午就被趕來的特派員下令逮捕，被抓的還有區委的主要幹部12人。
第三天上午，第五區舉行公審大會，集體處決這個升格為“社黨杭武特委”的成員們。根據杭武縣肅委會1931年6月1日編的《革命法庭》記載，這12個幹部都是20歲左右的青年，最小的才16歲。
從保留下來的歷史材料中，可以看到當年”印記“。赤色蘇區中央局於1932年2月19日，在給閩粵贛省委的信中講道：“這一非常事件，給閩西黨的創傷是嚴重的，黨員人數由原來的8000人減為5000人不到。”
閩西團特委1931年7月12日在給蘇區團中央的報告中，也講到團組織陷於癱瘓的情狀：“全區30個區委中，只有1個區委能勉強維持工作。團的組織生活及中心工作任務，發生極大的困難。尤其是新幹部幼稚，一切工作秩序都錯雜無緒。”
比各級黨政組織解體、渙散更為嚴重的是，在面臨國民黨軍隊第三次“圍剿”的嚴重敵情下，大批紅軍指戰員在清肅運動中無辜受害，致使戰鬥力嚴重削弱。
赤色閩粵贛特委於1931年5月1，日給永定縣委的信中，不能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紅12軍在這次清肅之後，內部的確萬分成問題，戰鬥兵的減少，指揮員的缺乏，以及士氣勇氣的減低，這決不是東拖一下西拉一下可以解決的。”
由於紅軍力量的削弱，國民黨軍隊加緊了對閩西的進攻，蘇區的紅色政權由原來的48個區，銳減到22個。
7月，特委書記鄧發奉調瑞金，其職務由盧德光接任。7月中旬，從上海繞道香港再抵閩西的盧德光來到永定。
張鼎丞、郭滴人等人，包括下來檢查工作的閩粵贛省委組織部長羅明，敏銳地意識到一種轉機的到來。他們分別找盧德光，介紹蘇區肅“社黨”的情況。盧聽了他們的反映，又到了各地察看，強烈地感覺到大規模的肅“社黨”運動給蘇區帶來了嚴重的危機。
他感到憤怒，用兩天的時間向中央寫出了反映閩西肅“社黨”情形的報告。7月下旬，盧德光主持特委會議，作出一項重要決定：撤銷肅反委員會，成立閩西蘇維埃政府政治保衛處，以郭滴人為處長，林一株降為副處長。…；
隨著改制的各縣政治保衛局，接到了上級的通知：今後不可隨意處決“社黨”人犯地不可再憑審訊口供抓人，抓人須經保衛處批准。
猶如潰倒的堤壩得到了修堵，攔住了洶湧的水流，濫抓濫殺的現象得到遏制。不久，更大的轉機接踵而至：8月下旬，中央給閩西發來了指示信，對閩西如此大規模地清肅“社黨”，表示了非常的驚訝和不滿，嚴厲批評閩西的肅“社黨”存在著嚴重的問題，擴大化、簡單的懲辦主義和依靠刑訊三大錯誤。
之所以發生了這一系列的變換的原因，便在於伍豪身上。時至1931年6月，中央政局常委的分工有所變動，伍豪重新主管軍委，情報、通訊、鋤奸都歸屬於他。
中央於8月下旬發給閩西的指示信，正是伍豪依據了盧德光的客觀翔實的報告而寫的。上海的來信，使閩西蘇區情況突變。
9月28日，便是在九一八發生的十天後正在睡覺的林一株突被叫醒，保衛處的行動科長與4個戰士出現在他面前。
科長說了一句“上級決定審查你”，戰士們便毫不客氣地給他穿上棕繩“馬甲”。同是這天晚上，原肅委會副主席羅壽南、閩西蘇維埃政府文化部長張丹川、勞動監察部長熊炳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