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自信。這個傢伙，竟然一聲不吭，利用河道運糧。只是可惜，不過……他依然不解的是，這浙江上下官吏，怎麼可能會真如徐謙所說，奉公守法。
須知自古以來，就算有一個兩個官員不肯在官糧上動手腳，可是要讓整個浙江這麼多官員俱都不動官糧。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太祖在的時候，對貪官汙吏剝皮充草，也不曾禁止這樣的狀況。可是徐謙，怎麼做的到？
這是李士翱很費解的問題，可是現在徐謙揭開了真相。李士翱反而糊塗了。
其實李士翱哪裡知道，之所以會發生這樣的情況。而在於浙江新政的發生，使得浙江貪贓枉法的手段。進行了某種意義的升級。這就涉及到了經濟基礎的問題。
比如說在一個農業社會，官吏要貪贓枉法，往往都是採用十分原始的方式，要嘛是在官糧上動手腳，要嘛就惦記著火耗的銀子，再有就是訴訟之類，這些都是常見手段，因為他們沒有其他的渠道，這種原始的貪贓枉法形式雖然操心勞力，而且很容易就被揭發，只是他們沒有選擇，手段雖然粗糙，只要有錢入賬，也就成了。
可是當一個農業社會漸漸向手工業社會轉型呢？這個時候，不但尋常百姓的生活發生了變化，而且由於經濟形式的變化，使得官員貪汙的形勢，也就變得多樣化了，比如他們和商賈們以入股的方式，讓商賈們在他的治下建立作坊，也可以讓自家的小舅子弄個船行，讓本地的商賈運貨，儘量照顧自己小舅子的生意，更可以唆使自己的家人去別處進一些木材來，透過關係轉賣給治下的作坊。
這些手段，更有隱密性，而且不必如此費心，更不怕現在的御使、巡按們來盤查，顯然，當各省還在使用粗糙手段在官糧和火耗銀上打主意的時候，浙江的官吏們已經進化變異了，因為他們想要樓銀子，已經有了比之從前更加合法，而且獲利更多的方式來進行。
因此，並非是因為徐謙所說的那樣，浙江的這些傢伙並非了改了性子，突然變得奉公守法，而是因為，他們再也瞧不上官糧上這點蠅頭小利。既然如此，還不如將盡量多的官糧押解入京，大家呢，也好多爭取一些政績。
只是這些東西，又豈是李士翱這種人所能理解的，某種意義來說，新政的官員和現在的官員已經產生了某種代溝，而這些代溝，代溝悄然形成，使得這些舊派的官員們，很難理解浙江人的行為。
徐謙看著一頭霧水的李士翱，面帶微笑，道：“所以，大人算錯了，浙江的官糧，明明是一百三十六萬擔，絕非大人所言的那樣，只有一百一十萬擔。”
李士翱眼下已經不能計較損耗的問題了，既然徐謙說了沒有損耗，那麼只好在沒有損耗的基礎上重新計算，他不由道：“既然沒有損耗，那麼浙江的官糧，也不過一百三十六萬擔，比之朝廷所額定的一百四十萬擔，依舊還是不足，雖然相差不大，只有數萬擔的差額，可是你方才分明說，還有三十萬擔押解入京，入倉的是一百一十四萬擔官糧，加上這三十萬擔，就是一百四十四萬擔，徐謙，還有八萬擔糧食，你又是哪裡來的？”
八萬擔其實並不算多，可是說少也不少，沒有這八萬擔官糧，浙江就完不成今年的額定目標，可是有了這八萬擔，就等於是浙江超額完成了任務，這裡頭的區別可就不小了，沒有完成目標，戶部照樣有藉口申飭，可要是超額完成，按理來說，浙江不但減免了糧稅，進行了新政，可是上繳的官糧，比之浙江豐年時期，繳納官糧數目最多的一年還要多，朝廷難道不該予以獎勵嗎？
徐謙慢悠悠的道：“因為徵收的官糧，按照戶部的計算，只有二十餘萬擔，可是浙江實收的官糧，卻不是二十餘萬擔，而是三十餘萬擔！”
李士翱又愕然了，原來多出來的八萬擔官糧，還是徵糧徵出來的，李士翱依舊不信，不是他不信，而是他曾經幾次核算過，按照浙江上報的田畝數量，再套用新稅制來計算，怎麼算，都算不出有三十多萬擔官糧，這是怎麼回事，姓徐的莫非讓官吏下鄉，在這新稅制的基礎上，攤派了其他的糧稅？
不，絕不可能，對浙江的一舉一動，李士翱可謂瞭若指掌，浙江的新任巡按，和李士翱幾乎每日都有書信往來，這浙江各府若是要攤派其他稅收，不可能一點訊息都沒有。
“哼，你胡言亂語！”李士翱感覺自己，還是最後一點自信，此時不由呵斥一句，正想看徐謙的牛皮被戳破之後，一副沮喪的模樣。
只是徐謙非但沒有沮喪，而是笑吟吟的道：“大人不問事由，就說下官胡言亂語，依下官看，大人身為戶部尚書，非但不能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