忌，擔心它會危及社會秩序和道德。蘇格拉底是保守派的主要代表。當時腐敗的政治和沒有任何明確的生活準則使他深為憂慮。他永無休止地和朋友們談話，發展起一套辯證科學，即用一問一答的方式考查一切已有見解，直至確立普遍公認的真理。他堅持認為，用這種方法可以發現有關絕對真理、絕對善或絕對美的觀念，而這些觀念與成為個人放縱不羈、公共道德敗壞之藉口的智者派的相對主義大不相同，將為個人行為提供永久性的指導。
蘇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圖（公元前427－374年）出身貴族，他和他的朋友們引雅典為自豪，可對雅典人民並不信任。當雅典民主政體判處蘇格拉底死刑時，這種不信任加深而為仇恨。因此，柏拉圖的目標是要實現一個既能維持貴族特權、又可為貧苦階級接受的社會。他的“理想國”把人分為四等：護國者、哲學家、士兵和勞動群眾。這種等級劃分是永久的；柏拉圖用一則神話即“高尚的謊言”作為其理論根據，這則神話說，這四個等級是神用金、銀、銅、鐵四種金屬創造出來的。柏拉圖曾希望敘拉古的統治者能接受他的學說，付諸實踐，以實現他的政治理想，但未能如願，他只好回到雅典，繪一批批弟子講學，達40年之久。他教導弟子們說，世界上存在的每一樣事物都是相應的理念的不完善的摹本，所以，整個現實世界是完善的理念世界的不完善的摹本。柏拉圖認為，善不是變動不盡的現實世界的知識，而是真實的理念世界的知識。
這一歷史時期的另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是亞里土多德（公元前384…322年）。他開始時是柏拉圖的弟子，但是，老師去世後，他創辦了萊森學院。亞里士多德是一個收集者和理性主義者，而不是一個神秘主義者；是一位邏輯學家和科學家，而不是一位哲學家。他為了創立自己的學說，汲取了所有各方面的知識涉及的知識領域之廣泛，可以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的卓越貢獻主要在邏輯學、物理學、生物學和人文學科諸領域，他實際上是這些學科的創始人。作為一個偉大的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他尋求自然界和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的秩序。他認為，整個自然界，最低階的是礦物，位於礦物之上的是植物，位於植物之上的是動物，人類處於最高階。他將人類社會的各個階級與自然界的各個等級相對應，從而證明，人類劃分為天生的主人和天生的奴隸是天經地義的。他說：
有些人生來就註定應該服從，另有些人生來就註定應該統治；……戰爭的藝術是一門關於獲取的自然藝術，因為它包括狩獵；是一門用來對付野獸和那些生來應該受統治、卻不願服從的人的藝術。這種戰爭當然是正義的。
論述古典希臘不能不提到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他們敘述了他們那個時代各種激動人心的事件，並在敘述過程中，創立了一種新的文學型別——歷史。希羅多德早先生活在曾淪於波斯人統治下的小亞細亞的希臘人中間，以後來到使波斯人遭到破天荒的慘敗的雅典。希羅多德把雅典人的這一重大勝利歸因於他們的民主政體，所以，他的《歷史》一書是最早謳歌民主政體的一篇偉大的領辭。這部作品隱含的意思可以用他贊同的某希臘人的幾句話來說明。那位希臘人在對波斯國王談及自己的同胞時說：‘雖然他們是自由人，但並非在各個方面都是自由的；法律是他們的主人，他們畏懼這位主人甚於你的臣民害怕你。法律規定他們做什麼，他們就做什麼；法律的條文始終如一。法律禁止他們臨戰逃脫，不管遇到的敵人有多少；要求他們作戰時堅如磐石，或者戰勝敵人，或者死於敵手。”
與希羅多德不同，修音底德撰寫的歷史是記述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在這場戰爭中，雅典經過27年的苦戰，最後屈膝投降了。希羅多德頌揚了雅典的勝利和榮耀，而修昔底德則分析了雅典的失敗和苦難。毫無疑問，修昔底德是同情雅典的；他曾任雅典將軍，領導過雅典軍隊。但是，他堅決抑制自己的情感，為自己提出這樣一個任務：實事求是地弄清這場災難的原因。雖然他從未用過社會科學一詞，不過，他的某些話實際上已表明，他正在試圖創造一門社會科學。他寫道：
關於戰爭事件的敘述，我確定了一個原則，不要偶然聽到一個故事就寫下來，甚至也不單憑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為根據；我所描述的事件，或是我親自看見的，或是我從親自看見這些事情的人那裡聽到後，經過我仔細考核過了的。就是這樣，真理還是不容易發現的：不同的目擊者對於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說法，因為他們或者偏袒這一邊，或者偏袒那一邊，或者由於記憶的不完全。我這部歷史著作很可能讀起來不引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