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戰爭創傷，生靈塗炭，你不想著安撫百姓，卻先計點甲兵，這難道竟是鄙州人寄望於你的事情嗎？‘在座的全都嚇出一聲冷汗，好個曹cāo，不僅全無怒意，反而堆下笑臉，當面向崔琰賠禮道歉。出於對崔琰道德力量的敬仰，曹cāo甚至將太子曹丕的教育之職也託付給他。崔琰不辱使命，把個曹丕調教得唯唯諾諾。崔琰有兩個理由使曹cāo提高jǐng惕：曹cāo曾因衣著花哨而‘賜死‘曹植的妻子，而這位薄命女正是崔琰的親侄女；曹cāo決定立曹丕為太子時，知道崔琰平素更喜歡曹植，他擔心崔琰從中起不良作用，儘管崔琰的表現無可挑剔，他當時就明確表示：自己堅決站在曹丕一邊，並認為只有立曹丕為太子，才能保證政權的穩定。
崔琰的死，緣於一封信，緣於曹cāo本人對*的興趣。崔琰信中有‘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之句，生xìng猜忌的曹cāo立刻將此理解成變天的徵兆，把崔琰投入死牢。
個人事蹟：
話說有一次，匈奴大使入朝拜見曹cāo，曹cāo照照鏡，發覺自己樣貌普通，便叫崔琰來假扮自己，曹cāo在旁cāo刀直立，成語『代人cāo刀』就是這樣來的，但後來變成寫文章請槍手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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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王莽與儒家的烏托邦】………
儒家的創始人孔子劃分“大同”與“小康”，把“天下為公”的“大同”視作最高的理想境界。如，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藏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茂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儀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智，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然而，孔子的思想，是一種樸素的烏托邦，根本就無法實施。在孔子的時代，楚國的隱士接輿譏諷他不識時務。司馬遷在《史記》中甚至記載說，鄭國人認為孔子“累累若喪家之狗。”也就是說，在當時，大家並不接受孔子的那一套。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孔子推銷的那一套根本就沒有市場，這樣的產品積壓了，要麼任其腐朽，要麼扔掉。但是，孔子依然頑固地推銷，直到去世。可惜。
這些空想，孔子推銷不出去，“亞聖”孟子也沒有推銷出去。孟子碰到三個國君，一個齊宣王，一個梁惠王，一個梁襄王。孟子講“王道”，齊宣王感到頭痛，一個勁地說自己的不是：我有病，我有許多病：好勇、好貨、好sè等等。這裡不成功，只得到魏國去，那個梁惠王對他的理論起先不感興趣，經他多番演說，產生了一些興趣，可梁惠王駕鶴西歸了。接位的梁襄王，孟子說他“望之不似人君”，只好離開。
在中國歷史上，儒家思想唯一一次得到真正推行的是王莽，但是以失敗而告終。
王莽有著深厚的儒學修養。王莽不僅接受了儒家的教誨，並且身體力行。《漢書》記載：“（王莽）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陳致平在《中華通史》中說：“王莽是一個經書讀得很好的儒生，在王氏豪門之中，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錢穆在《國史大綱》中認為：“王莽受禪一面循漢儒政治理論之自然趨勢，一面自有其外戚之地位及個人之名譽為憑藉。（王莽姑母為孝元皇后。元帝后，成、哀、平三君皆不壽，莽諸父鳳、音、商、根相繼執政而及莽，莽之地望已尊，莽又不失書生本sè，治禮，務恭儉，迂執信古而負大志，又恰合時代cháo流。漢儒群主讓賢，而苦無一明白的選賢制度。王莽在政治上、學術上足膺此選格，遂為一時群情所歸向）。”
王莽做了皇帝之後，試圖推行儒家的那一套。他下令把全國土地改為“王田”，不準買賣。仿照古代井田制，規定一家男口不滿8口而田過一半（900畝），多餘的土地分給九族、鄰里、鄉黨。無田的人，一夫一婦可以受田百畝。同時，他還把私家奴婢改稱“私屬”，也不許買賣。
然而，王莽要推行的所謂“井田聖法”，不僅沒有解決社會土地問題，相反又把農民禁錮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