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姓的幫助下，毛文龍兵不血刃的佔領了天津，也保全了他一手締造出來的天津。
但天津之凋敝，卻讓毛文龍觸目驚心。10年間辛辛苦苦營造出來的繁華都市，只這一年的時間就被徹底的摧毀。這真應了那句話，10年建樓1日崩塌。而要想恢復，更不知道需要多長的時間。
坐在原先徐光啟坐著的椅子上，摸索著椅子的扶手，毛文龍對自己的老哥哥鄭宏達發出了請求：“天津的恢復，需要老哥哥幫襯，希望你能在一面主持世貿組織籌備大會的時候，一面擔起天津恢復的重任。”
鄭宏達當然知道恢復天津的重要性，不過他為難的道：“可是我是一個商人，不能插手政府事物的。”
鄭宏達說的是實情，在中國，商人和外國的商人永遠有一種根本性的區別。
外國的商人可以掌握政府，成為政府高官。但中國的商人一直被排斥在政治之外，即便到了開放的二十一世紀，在中國，依舊是政商兩條線，絕不交叉。
一個人可以棄政從商，官商勾結，賺的個盆滿缽滿，但你見過即便是天下首富富可敵國了，能成為官員的嗎？沒有。
中國的政治官員都是從小培養出來的，不是根紅苗正，就是五道槓少年。商學院的不是不可以，但出校門必定是進機關從政才行。
外國，富商成為總統屢見不鮮，但要想在中國坐上政治高位，一定是乾淨的沒有一點商人沾染的政治體系出身的。即便應該是由內行主持的商務部，也絕對都是政治體系出身的，而不是成功的商人做領導。即便人人都知道這是嚴重的外行領導內行，嚴重的不和道理也沒有辦法。這一道鴻溝絕對不會被打破踐踏。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狀況，跟歷史有著直接的關係。
在春秋戰國時代，國君們就都知道商賈利於國家富強，“利”和“害”始終是聯絡在一起的。統治者都知道了商人的“利”，也都看清了商人的“害”。孔子的弟子子貢是個成功的商人。而各諸侯國的君主們，對他只行關係對等的賓主之禮。卻區別他的師兄弟們的敬賢之禮。
中國從古到現在的二十一世紀，職業排序幾乎一直都是士農工商，認為商人遊民不從事生產，不能為社會創造財富，所以中國都鄙視商人，而改開近四十年來，企業家發展為社會的主要力量，公眾對於他們的情感則是“羨慕嫉妒恨”。一方面羨慕有錢人，一方面又深信“無商不奸，為富不仁”。為政者知道商賈的重要所以才對他們嚴加限制。
這是因為商人富埒王侯之後，威脅以權力為核心的社會等級秩序。商人與威權專制，具有天性的衝突。這種衝突造成了中國的歷史上商人這個群體被長期的、有組織的政治打壓，這是權力使然。
中國的商人始終無法擺脫權力的陰影。而在地球另一邊的歐洲，因為他們的落後於中原的農耕，這樣他們不得不開始了的各種各樣的規模商業活動。
這種活動需要明晰產權，才能完成交易。這確立了私有產權的神聖不可侵犯性，若不如此則交易不能形成，交易不能形成每個人的生存就得不到保障，即便是有強權也不能輕易打破這個私有產權的神聖性，因為那種情況下會導致社會系統崩塌。由於這種活動是普遍的不可抗力的。因此，他們一開始對於商人、商業活動就是認可和尊重的，進而認可和尊重由商業活動產生的一系列文明規則。比如說私有財產權不可侵犯、公買公賣、相互平等、獨立自由，因為你不獨立的事做不成啊，你不是獨立人咱們怎麼談呢？如果雙方不是有自由意志的拍板，交易無法達成。而為了維護這種關係，商人們就一直努力的掌握國家權力。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和“風進雨進國王不能進”這兩句話的本質區別其實是產權概念的模糊與清晰，這更是導致了後來歐洲商人與國王的關係已經形成了平等的契約關係，中國的商人卻始終處於任人宰割的從屬地位。商業文明遲遲得不到形成和發展的結果。
將商人融入到國家的管理體系裡，這是毛文龍一直想做但一直做不了的。
那麼，既然這次自己已經下定決心，透過這場戰爭，徹底的解決沿襲幾千年的體制問題，讓中原朝廷在政治上提速，建立一個讓中原不再有興亡更迭的體制，那就將一切都打破，拉更多的其他代表進入官場，讓各行各業的能人精英，都有管理國家的機會。
一個工農商齊頭並進的政治架構，就需要有商人在朝堂上為自己的階級利益和發展掌舵者。
這樣的宏願，那就從天津開始，從鄭宏達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