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老闆也問道：“你們郵電局今後不會再搭銷什麼郵冊了吧？我最煩那玩意去年我們廠收了一百本。”
薛華鼎肯定地回答道：“不會。如果有我們的職工這麼違反紀律你隨時可以打電話給我們縣局處分他。”
一個老闆問道：“你們郵電局電話資費是不是亂的是你們郵電局自己訂地吧？我現我們打自己縣裡的農村電話比打到北京、上海等地方還貴。打到北京一分鐘只要六毛錢打到鄉下我的老家卻要一元錢。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薛華鼎想不到老闆們的諮詢變成了這個結果簡直就是控告會、投訴會。
他心裡苦笑了一下。還是認真回答道：“這是政府關心農村電話建設而臨時採取的一些措施。主要是為農村電話積累建設資金。大家也知道農村的農戶相互之間相距較遠為了架設一部農村電話所耗費的投資是城市電話的好幾倍。而農村的經濟相對城市而言要困難很多我們郵電局不能因為農村電話裝機成本大而向農戶收幾倍的初裝費所以農村地電話資費要適當高一些。積少成多共同展。”
其實這些老闆也是純粹看薛華鼎年紀小想看看他肚裡有多少東西而問的。他們今天的任務可不是為了問這些與他們企業關係不大的小問題。
現在見薛華鼎應付有餘也就失去了繼續問下去的動力。他們這些老闆除了對安裝電話、電話資費有一點點關心外。其他地並不怎麼在乎。而安裝電話是今後的事現在說不說沒多大意義。電話資費又是上級主管部門定的縣郵電局只有執行地份問了也是白問。
所以他們對薛華鼎的“拷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