棠這一創想被發現實際是無從操作的，船政不可能花費專門的精力去招商攬活，而用這麼一艘船去參與商運競爭，與那些成規模的外國船運公司相比，顯得勢單力薄。即使獲利，而要用此維持一艘事實上的軍艦，也極為艱難。然而船政的經費開支早在左宗棠在任時就已限定，沈葆楨只能另闢蹊徑，與此時的閩浙總督英桂、福建巡撫卞寶第協商從福建省的財政收入中籌措，百方設法，最後決定從鴉片稅中提取，作為養船經費。（38）
依靠這筆收入維持，“萬年清”以及船政後續建造的幾艘軍艦，都留歸船政差遣，沈葆楨還上奏將這些艦船編練成艦隊加以訓練，由福建水師提督李成謀兼任船政輪船統領，即船政艦隊統領。（39）然而好景不長，隨著自造艦隻的日益增多，僅靠鴉片稅也以無法維持軍艦的日常費用，一項頗具特色的輪船調撥制度應時而生。
為解船政養船經費無著的燃眉之急，1871年首開將“湄雲”艦調撥浙江的先例後，清政府下旨諭示各沿海省份撥用船政建造的艦隻，“與其藉資外洋，徒增耗費，曷若撥用閩廠船隻，既可省就地購買之費，兼可節省閩局薪糧之需，且不致以有用之船置之無用之地”（40）。按照清政府的這項獨特的制度，各沿海省份根據自己的需要提出撥船申請，所撥船隻主要用於該省的通商口岸公務，執行口岸的防禦、通訊、運輸等任務，實際上這些船隻成了各口岸的公務軍艦。調撥時各省不用花費一分錢，只要承擔這些軍艦調撥後的養船經費即可，但是各省擁有的只是這些船隻的暫時使用權，一旦海疆有事，船政可以將這些船隻全數召回，編入船政艦隊統一使用。
由於南洋已經有江南製造局建造的船隻可使用，所以事實上從船政調撥船隻的主要是直隸、山東、兩廣。清廷的政策下達後，各省很快遵照執行，船政造成的軍艦陸續被認領。山東巡撫丁寶楨看中了船政的第五號輪船“安瀾”，但是兩廣總督瑞麟搶先一步，已經將“安瀾”認走，船政答應將正在建造的第八號輪船“飛雲”留給山東，此前先將“萬年清”調往山東聽用。當時各省督撫都瞄準了船政的新造輪船，惟新船而爭之，對第一號輪船“萬年清”，丁寶楨想當然地認為太舊，寧可多等兩個月，也要新船，於是“萬年清”依舊留在船政使用。（41）
1874年日本入侵中國臺灣，挑起臺灣事件，船政大臣沈葆楨受命率船政艦隊渡海抗衡，往來於海峽兩岸以及福州與直隸間的航路上就有“萬年清”奔走的身影，不過“萬年清”所扮演的只是運輸、通報艦角色。1876年初，新任船政大臣丁日昌組織了一次規模浩大的船政軍艦演習，原先派往各處的船政造輪船均調回參演。經過考核，“萬年清”艦在槍炮、帆纜科目上名列前茅。（42）
彷彿是與山東有緣分一般，原由山東調撥駐防煙臺的船政軍艦“飛雲”南下參演後，又順道進廠大修維護。經丁日昌與時任山東巡撫周恆祺協商，為補山東海防空缺，“萬年清”被調往山東煙臺替代使用，煙臺山下、芝罘島旁出現了“萬年清”的身影。當年末“萬年清”完成任務後仍回到船政，此後作為船政艦隊的一員，一直投用於臺澎巡防、運輸、聯絡。（43）
星隕吳淞
1881年11月9日，時任船政大臣黎兆棠上奏報告船政第二十四號軍艦，鐵脅木殼巡洋艦“開濟”號開工。非常巧合的是，在報告船政的技術再次飛躍時，同時提交了一份對船政元老“萬年清”的改造方案。
與當初全由法國人設計不同，此時的船政無論是艦船設計，還是施工指導，已經完全由中國人擔當。留學回國的工程師們決定將“萬年清”炮艦加商船的船型，改制成練習艦加商船。具體的方案是在“萬年清”開闊的艙面上新增一個長12。96米、寬5。44米、高2。5米的客艙，裡面左右各分十個房間，用作居住。將“萬年清”原來設在船頭、船尾的水兵、軍官生活區大範圍改造，變成貨艙，增加210餘噸的載貨量。另外將“萬年清”的蒸汽機、鍋爐全部拆出，更換為船政自行建造的新式複合蒸汽機和兩座圓式高壓鍋爐。其他如水線下的銅皮、桅杆上的桅盤、船體的所有捻縫、銅釘鐵栓全部更換。（44）
改頭換面後的“萬年清”被撥用於臺灣澎湖防務，往來大陸臺灣之間載運物資人員，遞送信函。中法戰爭時，“萬年清”停泊在臺灣淡水，法軍入侵淡水期間，“萬年清”因為停泊在內港，法艦未能深入，而僥倖躲過了一劫難。1885年底，下水已達16年之久的“萬年清”因為在臺灣滬尾遭遇颶風，船體多處損壞而返回船政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