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船政艦隊提督因為需要經常性在岸辦公處理日常事務，不可能隨艦監督指揮，“揚武”的管帶實際上就同時被賦予艦隊總督操的使命，因而必須重新挑選一位地位較高而且熟悉近代化海軍事務的官員，“惟輪船一日千里，或由內洋而外海，或由腹地而邊忂，非有熟悉水務之大員坐鎮船中，周曆洋麵，無以察其勤惰而策其精能”。此時，一位經歷特殊的將領被選拔提起。
蔡國祥，字瑞庵，廣東香山人（今廣東中山），湘軍水師名將，曾在收復被太平軍佔據的安徽省城安慶的戰鬥中立下赫赫戰功。由於籍隸廣東，瀕近西風，根據一些記載稱其可能對西洋事務有所熟悉。也正因為此，早在阿思本艦隊事件時，時任巡湖營統帶的提督銜記名總兵蔡國祥就被湘軍大帥曾國藩選中，預備讓其出任中國購買的蒸汽明輪炮艦艦隊統領。倘若不是後來英國人從中作梗，導致這支艦隊中途夭折，蔡國祥就將是近代中國第一支蒸汽艦隊的司令。如同是曇花一現般，阿思本事件時期在官方檔案中頻繁出現的蔡國祥，此後就歸於沉寂。直到1864年安慶內軍械所仿製出一條蒸汽明輪小船時，人們才驚訝地發現，駕駛這條國產明輪船試航的正是蔡國祥，此時的身份則是軍械所的輪船委員。
之後又沉默了十年多時間，幾乎已居於閒置的蔡國祥這時被閩江之畔的船政提起，顯得多少有些突兀。之所以蔡國祥被船政起用，答案實際就在申請將其留用船政擔任“揚武”管帶的奏摺末尾。與眾不同的是，這份奏摺並不是船政大臣沈葆楨單獨署名，陝甘總督左宗棠竟然也在之後連署，蔡國祥早年與湘楚軍將領在太平天國戰爭中的交情顯然在這次出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持慎重意見，船政大臣沈葆楨和陝甘總督左宗棠在保舉奏摺中還是預留了伏筆，稱之所以選中蔡國祥是因為看中阿思本艦隊時期的前例，“前經大學士曾國藩擬派統帶輪船，嗣以李泰國違約輪船發還而止。曾國藩素有知人之明，該提督為所賞識，必非庸庸者比”，一股腦把選人的責任全推在已經故去的曾國藩頭上，如此將來如果出現蔡國祥不堪使用的情況，選人不當的責任也是曾國藩的。此後奏摺中話鋒變換，“但該提督由長江水師出身，外洋情形非試之實境，臣等亦未敢深信其能。現擬令暫充督練之職，俟其周巡海上數月，如果於外洋駕駛竅要嫻習精通，能誘掖諸藝童，鹹折節以取西人之長，無桀驁以蹈西人之習，再奏懇作為統領，以專責成”，表示出了一種極其謹慎的態度，先只是讓蔡國祥臨時代理而已，考察合格以後才能正式委任。（14）
縱橫四海
1875年11月18日上午7時，一艘維多利亞塗裝的三桅蒸汽軍艦緩緩駛入日本長崎港，與在港的日本軍艦和炮臺互鳴21響禮炮致敬，已經改為“練習艦”的“揚武”由管帶蔡國祥統率，開始了搭載船政學堂畢業生進行在東洋沿海的遠航實習。較為特殊的是，曾在阿思本艦隊時期準備委任為蒸汽軍艦艦長的蔡國祥胞弟蔡國喜，也隨乃兄一起到了船政，此時擔任“揚武”的幫帶。同艦搭乘的實習生有薩鎮冰、林穎啟、吳開泰、江懋祉、葉琛、林履中、藍建樞、戴伯康、許濟川、陳英、林森林、韋振聲、史建中等，“揚武”上的遠航經歷，是這些中國最早的海軍軍官接觸海洋的開始，是其個人藍色事業的起點。（15）
因為根據清政府1874年與日本談判簽訂的《中日修好條規》的規定，中國軍艦在長崎等條約規定的日本口岸享有自由進出權，因而此次訪問無須事先通報日方，中國軍艦可以直接抵港。“揚武”艦的訪日，是為近代中國軍艦首次訪問日本。18日當天，日方邀請蔡國祥等中方官員上岸參觀。作為回禮，19、20兩日中方則在“揚武”艦上舉行茶話會回請日方官員。停泊至27日，“揚武”艦起錨離開長崎，改道日本橫濱遊歷，繼續瞭解、熟悉日本港口情況。
一年過後，1876年12月13日，星期三，中午時分由上海開往英國的“達梵廓爾”郵船在雨中抵達新加坡。作為船上的特殊乘客，中國首任駐英公使郭嵩燾驚訝地看到新加坡港內居然停泊著一艘黑白黃三色塗裝，桅杆上高揚龍旗的中國軍艦。聽說欽差出使大臣路過，艦長、幫帶連同新加坡當地的著名僑領胡璇澤（Mr。Whampo）登船拜訪。“廿八日，雨，午過新嘉坡，行七百二十里，在赤道北一度二十分。蔡瑞庵（國祥）、月卿（國喜）兄弟管駕‘揚武’兵船，適先數日至，偕黃浦人胡璇澤來見”，郭嵩燾則於次日回訪“廿九日，雷，雨……因先至‘揚武’船回拜蔡瑞庵，兵皆升桅開炮。”異鄉相遇，別添一番意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