跡都沒有。
從一樓背後繞出來，潘天棒正在桂花樹對小敏許願：“八月桂花才開，過幾個月，我陪你來看桂花，香得遭不住！”
我在背後一拍：“我現在就遭不住！”
從桂園出來，老曾指著市委大院的方向：“這背後當年就是範莊了，我聽朋友說過，那裡面確實有過地道，但佈滿了他們的電信機要線纜，所以根本不可能去。我們現在唯一的希望，是特園。”
繼續向前走，經過已經關門的向陽電影院，在電影院與車站之間，果然有一個紀念碑，碑上寫作“中國民主同盟成立紀念碑”，特園就在這碑的背後山坡上。
碑前有一個殘疾人，在用斷肢和嘴寫毛筆字，以此求乞。他的身邊，人來人往，就要下班了，乘車的人多起來。
紀念碑邊，有一個雕花鐵門。穿過鐵門走上石階，就是特園僅存的一座房子，正在維修中。
老曾說：“藏寶圖上標的特園，不知道是特園哪裡。鮮英買這塊地建房的時候，整個這匹山是一個荒坡，只有幾個守墳人搭的草蓬。這整座山9畝地，都是特園的範圍。但是，解放的時候，鮮英將鮮宅以外的特園內外房產都捐給了國家，只留了一座樓，不清楚是哪一座。”
這幢樓現在叫民主之家紀念館，我感到奇怪：特園位置非常高，離街道至少有十多米，就算修防空洞，也用不著挖那麼深，連到防空洞地道網去啊。
問老曾，他說：“有兩種可能性：其一，有可能鮮英挖了很深，而且與防空網接上，原因是鮮英家裡民盟人士來往很多。最多的時候，據說有上千人吃飯，就象當年孟嘗君一樣，當年周恩來有一次來晚了，都只好吃點剩飯剩菜。因此，特園可能需要更深的洞。”
“第二種可能是其他人幫他修了下面的洞，接到山上來了。”
“哪個會做嘞種好事哦？”潘天棒問。
“呵呵，特務機關就會做！鮮英這個人是和共產黨走得很近的，而且民主人士來這裡集會頻繁，發起了民盟。馮玉祥將軍當年為這個地方題了一個匾，叫做‘民主之家’。當年只要是帶‘民主’字樣的組織，都是特務機關緊盯的地方。其實，1938年到1947年，特園一直都是國民黨重點監視區。”
“你們看這邊。”老曾指著廣電局的方向，“解放前，這一帶沒有什麼樓房，可以直接看到那邊廣電局老大樓。那幾年，廣電局樓頂上一直架著機關槍，搶口就對著我們這裡。”
然後老曾又指著山坡下面：“那個時候，這下面也有很多小商小販，有擦皮鞋的，賣水果的，賣涼粉小吃的，其實都是監視特園的特務。”
我不禁向下面望了一眼，車站邊上除了許多候車的人，小商小販還真不少。如果那些人有1、2個是暗中盯我們梢的人，已經讓人害怕。遙想當年鮮家人，看見下面無數特務，對面樓頂機槍，天天會是什麼樣的心情呢？
一些工人正在打磨地面，說是趕著十月開張迎客。我問老曾：“難道這裡鮮家一直就沒有後人住這裡了？他們去了哪裡？”
老曾講：“鮮英一家後來非常悲慘：鮮英57年就被評為大右派，經過11年的批鬥，1968年在因為肺炎而死。”
“鮮英的一個兒子，曾經冒生命危險去說服楊森向共產黨投降，是使重慶城免於戰火洗劫的有功之人。這個人才華出眾，當時香港滙豐銀行請他做總經理，他選擇了留下來建設新中國。結果，1967年在下班回家時，淹死在長江裡面。”
“怎麼會淹死的呢？”小敏問道。
“那個兒子當年在南岸汪山林場勞改，右派兒子嘛，每天要挑百多斤的糞水，從長江邊挑到山頂。一天下來已經累得不成人形，但他老婆娃兒生病，急著回家。但那個時候的鮮家，連4分錢的過河船錢都付不起，他就只好游泳回家。比他父親還早死一年。”
“文革裡鮮家人沒有住這裡？”
“1967年，上清寺街道要辦無線電廠，把將鮮家人趕出了達觀樓。”
我問道：“達觀樓是哪一座？”
老曾指著緊鄰嘉陵江大橋的那一片建築：“那邊就是，但建築是重新修的。68年武鬥時，參加武鬥的一方燒傳單，引發了大火，燒了一天一夜就洗白了。”
小敏問：“鮮家後來平反沒有呢？還住這裡不？”
“平過反了，1985年平的。據說得到的賠償金不足三萬元。鮮家人當時搬回來，住在當年的廚房和書齋。但現在改修”民主之家“紀念館，鮮家人又搬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