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廷尉一點不覺得兒戲，揹著手說了一句極其經典的推斷：您縱使不在陽間造反，也是想在陰間造反啊！
當年，越王勾踐曾經對滅吳的謀主文種說：您已經幫助我打敗了吳國，可是，我們越國的先王在地下，恐怕對付不了吳國已經死去的君臣啊，我求您下去幫助先王抗擊他們的軍隊。於是，文種被賜死。勾踐畢竟是一國之君，沒人敢跟他說理，而三百年後，類似無恥的話已經可以從一個普通廷尉的嘴裡說出來了，這實在是時代的一大進步。
對條侯的審訊就此告一段落。
這時，卻突然傳出了條侯的死訊：條侯在獄中絕食5日，嘔血而死。
這是《史記》的實錄。
可笑，絕食可以死人，可是，古往今來，有因為絕食而吐血身亡的嗎？
司馬遷是在用春秋筆法告訴我們：條侯周亞夫是被處決的。
周亞夫的文韜武略，都在其父之上，與晁錯同樣是當時的超一流人才，可是他們卻前後死在景帝的手裡，這僅僅是因為皇帝刻薄寡恩、卸磨殺驢嗎？
不是這樣。景帝努力要實現的，是打造一種全新的皇權體制：縱使皇帝的才幹平平，也能憑藉體制強過臣下。但是，景帝沒有找到這個體制。文景兩代在憂患意識下聚斂國用，遂至於府庫富足，被後世推贊為“文景之治”。其實，該時代的政體有重大欠缺，就是有“治”而沒有“制”，有事而無政，一個表現就是，糧倉裡的糧食多得都黴變了，金庫裡的穿錢的貫繩都朽斷了——可是匈奴的邊患卻一年緊似一年，黃河多次氾濫也得不到治理。問題在哪裡呢？在於，國家不能將手中的資源有效轉化為國力和民富。其深層次原因之一，即在於皇權與府權（如丞相）對接不順暢。一旦失去平衡，文帝只好使用權術，景帝只好殺人，以挽回危局。
所以，周勃是被整，而周亞夫卻是被殺。
到漢武帝時，才用董仲舒提出的“天人合一”的理論體系取代了黃老之術，把儒家的聖人之言，經過重新解讀，落實為綿密可行的新制度，所以，到武帝前期，漢朝才真正進入了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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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武為什麼被扣十九年（1）
——《蘇武傳》的特殊背景
《漢書？蘇武傳》裡“蘇武牧羊”的故事令古今各代的中國人感動，蘇武不屈的英雄形象也起著對後來很多封建王朝對待“北狄”蠻族的垂範作用——對單于和酋長們“以禮諭之”、“以節斥之”，這樣的大漢使者們雖然不一定能夠完成外交使命，但在“聲名”上總會有加分，至少可以達到“立言”的效果。
《蘇武傳》裡，大漢的使節蘇武、張勝、常惠都是好人，而匈奴一邊都是惡棍和姦賊。這是讀課文《蘇武傳》很容易達到的感情效果。《漢書》的編纂者班固，也正是帶著這個目的而對關於蘇武、匈奴的史料加以處理的。
現代人看歷史，最要不得的是傲慢與偏見，因為讀史的目的，即在於加深對世界與現實的認識，並增益智慧。總之，我們的讀史，終於可以不像古人那樣“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了——請讓我們翻開中國與外國史書對這段歷史的記載，比照看看“蘇武牧羊”的真實歷史背景。
蘇武到匈奴出使時，正值漢匈戰爭最激烈的第一階段剛剛結束。新即位的匈奴單于想用緩兵之計改善與漢朝的關係，爭取時間鞏固內部，所以，主動提出雙方互相釋放扣押在己處的外交使節（間諜）。當時，漢武帝很痛快地就答應了。為什麼呢？這裡邊就有玄機。而且，這個派蘇武出使的時機，從後來的結果看，是非常險惡的，也是蘇武被扣押在匈奴長達19年的最根本原因。
因為，漢武帝當時正在策劃一次對於匈奴的攻擊，而且是規模空前的一次攻擊，目的就是要把匈奴徹底消滅。
而這次攻擊的大的背景，則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持續最久的戰爭——漢匈百年戰爭。
匈奴是漠北一個非常古老的民族。在中原的春秋戰國時代，匈奴還沒有成大氣候，與中原國家也沒有大的交手紀錄。那時，北方的晉（後來是趙）、燕等國，主要對手是山戎；西方的秦國，面對的西戎也呈一盤散沙的狀態。
秦朝統一天下後，著力擴張，四面出擊。其中，對北面用兵最狠，派蒙恬帶精兵30萬，攜當時最先進的複合兵器——弩機，把匈奴的部落驅趕出了其世代棲息的河套…鄂爾多斯地區，並在那裡設郡築城鎮守。
失去了水草肥美的家園，匈奴人只好在大草原裡漂泊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