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對抗先知穆罕默德嫡系後代的時代），包括建築物本身在內的眾多物質文化都被用作“意識領域鬥爭的武器”。
為了贏得伊斯蘭世界激烈的內部鬥爭，圓頂清真寺內外的銘文明顯有著拉攏基督教的意圖。銘文寫道：崇拜真主，善良仁慈的真主，祝福他的先知穆罕默德並以他為榮。但有的文字卻又宣稱耶穌是彌賽亞：“相信真主和他的使者……祝福您的使者以及您僕人、聖母瑪麗亞的兒子耶穌，在出生之時、死亡之日、復活之際，都賜予他和平。”換句話說，即使在7世紀90年代，各宗教之間的界線仍十分模糊。事實上，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確實十分接近，當時的某些基督教學者甚至認為伊斯蘭教並非一個新的宗教，而是對基督教義的另一種闡釋。據當時知名的神學家大馬士革的約翰（John of Damascus）所說，伊斯蘭是基督教的一支異教派而不是一種新的宗教。他寫道，穆罕默德的思想來自於他閱讀的《舊約》和《新約》，來自於與一位離經叛道的基督教士的交談。
儘管為了爭奪權威和地位，各宗教在伊斯蘭世界的核心地區拼得你死我活，但也正由於紛爭都集中在中心區域，邊緣地帶仍能夠實施大規模的向外擴張。比起政治鬥爭和意識形態的爭論，將軍們更願意馳騁沙場，因此，伊斯蘭教得以向中亞、高加索地區和北非不斷挺進。即便當內部鬥爭白熱化的時候，進攻速度仍然不減。在跨越直布羅陀海峽之後，軍隊橫掃西班牙、直逼法蘭西，最終在巴黎之外不到200英里的普瓦捷（Poitiers）和圖爾斯（Tours）才遇到抵抗。在一場抵禦伊斯蘭入侵者的血腥戰役中，查爾斯？馬特爾（Charles Martel）的軍隊遭遇慘敗。基督教歐洲命懸一線，正如後來一位歷史學家所說，英雄氣概和抵抗策略都是徒勞，歐洲大陸註定要陷於穆斯林的魔爪之下。事實上，失敗雖令人沮喪，但並不意味著局面就一定不可挽回，只要可獲得的獎勵足夠的多。但就此時的西歐而言，獎勵並不大，而且相距甚遠：財富和賞賜都還在別的地方。
經歷了兩個世紀之前哥特、匈奴及其他族群的入侵後，歐洲在伊斯蘭的征服行動下徹底陷入了黑暗。羅馬帝國的領土只剩下君士坦丁堡及其內陸地區，並且毫無戰力，處在崩潰的邊緣；地中海基督教區的貿易活動在羅馬與波斯開戰之前就已全面垮塌；曾經繁榮昌盛的城市，像雅典、科林斯，如今實力銳減，人口下滑，貿易中心幾近廢棄；自7世紀以來，海上的沉船記錄（商業交流量的重要標誌）幾乎完全消失；跨地域的長途貿易活動就此終止。
伊斯蘭世界與基督教世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過去那些屬於羅馬帝國和波斯帝國的經濟中心不僅要接受統治，而且要面臨重新整合。埃及—美索不達米亞成為這個從喜馬拉雅山脈貫穿至大西洋的新興龐大經濟政治體的中心。除了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和因敵對派之間偶爾爭鬥所引發的動盪——如公元750年，當朝政權被阿拔斯王朝（？Abbāsid dynasty）所取代——之外，伊斯蘭世界，即新的帝國，滿載著自己的思想、貨物和金錢穩步發展壯大。而這也正造就了“阿拔斯政變”背後的原因：中亞的各座城市為政權變更鋪平了道路——這些地方是學者們交流探討的聖殿，也是反叛者籌集資金的溫床，這裡是伊斯蘭崛起的關鍵之地。
穆斯林征服了一個秩序井然的世界，一個點綴著幾百座城市的世界，一個擁有幾百座城市中消費者（換言之，納稅者）的世界。隨著一座座城市落入哈里發帝國之手，越來越多的資源和金錢都彙集到中央政府的掌控之下。貿易線路、綠洲、城市和自然資源都一併被帝國收入囊中，包括連線波斯灣和中國的商業港口，以及已經建成的橫跨撒哈拉地區的商業要道——它曾使非斯城（Fez，位於今摩洛哥）“一夜暴富”，當時人稱讚它是產生“鉅額利潤”的貿易中心。征服擴張給穆斯林帝國帶來了巨大的財富：據一位阿拉伯歷史學家估計，僅征服信德省（Sindh，位於今巴基斯坦）就有6000萬迪拉赫姆（dirham）的收益，更不用說日後透過苛捐雜稅可斂聚的財富。按今天的幣值換算，這相當於數十億美元。
隨著大軍東進，收到的貢品也越來越來豐厚、越來越順利，如同之前在巴勒斯坦、埃及和其他地方一樣。中亞城市被逐一征服，城鎮之間的微弱聯絡使這些地方不堪一擊：沒有協調的聯防系統，每個城鎮只能等待著自己厄運的到來。儘管知道自己遲早會投降，撒馬爾罕的居民還是被迫支付大筆錢財以換取穆斯林大軍的撤退，不過，至少該城的總督可以逃脫德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