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ngi）和財政（kazna），都源於他們和東方新主人的交往。俄羅斯郵驛體系的建立也是一樣，都是基於蒙古人的驛站網路，從而有效快捷地將資訊從帝國的一處傳遞到另一處。
這就是蒙古人的智慧，一個長久穩定的帝國必須建立在無數正確的決策上。隨著成吉思汗及其後人的不斷擴張，他們開始把新的民族也納入到整體當中。部落結構被刻意打散，他們將為各自新的軍隊集團出力，並效忠於蒙古統治者。各部落的差異，比如怎樣裝扮頭飾，都得到了強制性的統一。那些投降或被征服的部落，都被分散到蒙古帝國控制的不同地區，以弱化他們在語言、血緣方面的認同感，加快與蒙古人的同化程序。舊的部族名字被新的稱呼所取代，以此強調新身份的轉換。這些做法之所以受到認可，全都靠著帝國統一的封賞體系，所有人都有機會分享到戰利品和貢品。帝國施行嚴格的任人唯賢制度，凡有能力者皆可得到重賞，凡失敗者都會被迅速拋棄。
雖然蒙古人極力弱化各部落的自我認同，但在宗教信仰方面卻表現得非常寬鬆。自成吉思汗時代起，統治者在宗教方面的政策基本上是各隨其好。成吉思汗本人雖“對伊斯蘭教另眼相看，但他對基督教和佛教也很尊重”，一位波斯作者如是說。至於他的後代和繼任者信仰哪種宗教，那就是他們自己的事了。有人選擇了伊斯蘭教，有人選擇了基督教，還有人“追隨他們的父輩和祖輩，不傾向於任何一種宗教”。
當時蜂擁前往東方的傳教士們也對這種寬容政策深有體會。盧布魯克在他去往蒙古朝廷的旅途中遇見過亞洲各地區的基督教教士，讓他備感吃驚的是，每年春天當牲畜於哈喇和林附近聚集時，他們都一同向一匹白馬祈禱，採用的還是異教習俗，而非基督教儀式。雖然一時之間基督教無法在蒙古取得成功，但時間久了，小溪也能逐漸匯成江河。隨著歐洲和中亞之間的聯絡日趨頻繁，東方教區的數量也再次開始增多，包括在草原腹地，如波斯北部大不里士（Tabriz）等地區，都能找到修道院。大不里士已成為日益興盛的方濟各會教士的聚居地。之所以會有這樣快速的發展，顯然是因為他們受到了一定的保護，這種保護來自於蒙古人對宗教信仰自始至終的寬鬆態度。
事情的發展還不止於此。到了13世紀末，羅馬教皇派遣孟高維諾（John of Montecorvino）訪問大汗，帶著一封親筆信“邀他接受我主耶穌基督的信仰”。儘管孟高維諾此行並未取得預期成果，但他也勸說了很多人信教，支付贖金幫助被俘的兒童獲得自由，並在學校教他們拉丁文和希臘文，為他們親自手書聖詩集。有時連大汗本人都曾親自前往聆聽教堂的吟唱，並被美妙的聖歌和神秘的聖餐所感動。為了表彰孟高維諾的成就，14世紀30年代初，羅馬教皇克萊門特五世（Clement V）派他前往亞洲任職——不是一般的主教，而是一個更高的職位，任務是在整個蒙古帝國建立基督教教區：北京大主教。十字軍的失敗並不意味著基督教在亞洲的失敗。
蒙古人寬鬆的宗教政策包含著一定的政治智慧。伊利汗好像一直比較擅長對宗教人士說一些他們希望聽到的聲音。比如說，大汗旭烈兀就告訴亞美尼亞教士，他在兒童時代就曾受洗。西方教會聽說之後深信不疑，他的故事在歐洲廣為傳頌，人們把旭烈兀描述成基督教的聖人。不過也有人聽說過其他的故事，譬如說佛教徒就相信旭烈兀正在努力修成正果。蒙古有很多高層精英曾先信仰基督教，然後又改信伊斯蘭教，或由伊斯蘭教改信基督教，都是任意變換。這個民族對宗教信仰並不敏感。
贏得人心和宗教支援是帝國順利擴張的關鍵。這在亞歷山大大帝打敗波斯人時就是如此，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Tacitus）曾對此大加讚賞，他最反對目光短淺的掠奪和盲目的破壞。蒙古人似乎天生就知道他們該怎樣打造一個偉大的帝國：軍事強權之後必須是寬容和善政。
對於重要的、有潛力的盟友，蒙古人還會精明地給予他們一些慷慨的回報。比如在俄羅斯，蒙古人宣佈免除教堂的稅收和軍隊服役義務，這讓他們在當地大受歡迎，可以作為野蠻征服後再施恩澤的一個好例子。另外，將責任下放同樣也是消除敵意和緩解衝突的有效手段。還是以俄羅斯為例，一位當地統治者被挑選負責收稅徵貢，以至於他能從中抽取豐厚的油水。這位統治者就是莫斯科大公伊凡一世（Ivan I），人稱“伊凡？卡利塔”，也就是“錢袋子”的意思。他的頭銜可不是白來的，他透過在當地徵收稅貢來為蒙古人斂財，並從中為自己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