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他父親簽署的特權協議。
當威尼斯總督的船隊最終抵達聖地的時候，獲得的回報遠遠超過了當初的預測。威尼斯人精於計算，給耶路撒冷的西方統治者提供了一筆貸款，讓他們有能力組織自己的兵力向穆斯林控制下的港口發起進攻，由此抽取豐厚的利息：在耶路撒冷王國的每個城區，威尼斯人都將得到一座教堂、一條街道和一片廣場；威尼斯人還能獲得年貢，即當地主要商業貿易港提爾港的部分貿易關稅。當1124年該港口在圍困下最終陷落的時候，威尼斯人已經得到了可適用於整個耶路撒冷王國的各種特權，他們在當地的地位也隨之改變。這個義大利城市從前只是一個僅堪立足的彈丸之地，如今卻已經擁有了非常強大的勢力。有人甚至意識到他們可能對皇權構成威脅，認為應立即對某些特權條款做出修正。
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個信仰至上的年代，一個為基督教犧牲自我的年代。但教會各階層都心知肚明，宗教信仰必須依託經濟基礎和財政實力。因此當拜占庭皇帝保羅二世提出對安條克擁有主權的時候，教皇向所有教派發表了一份宣告，稱所有援助拜占庭的人都將受到永久的譴責。這樣的做法完全是為了取悅羅馬教廷的盟友，與任何神學和教義均無關。
精神信仰和物質追求融合的絕佳例證是在1144年埃德薩失陷——東征過程中的另一次巨大失利——之後。當時整個歐洲都被號召增兵參戰，組織第二次東征。呼聲最高的人當屬克萊爾沃的聖伯納德（Bernard of Clairvaux），他是個口才不錯的壯漢，而且非常現實，懂得寬恕原罪和殉難救贖等說辭未必能勸服人們出征東方。“我請所有的商人，那些想盡快獲利的商人們聽著，”他在一封廣為流傳的公開信中寫道，“這絕對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千萬不可錯過！”
至12世紀中期，義大利城邦已成功搶佔了東方世界一切有利可圖的地域。憑藉著在君士坦丁堡等拜占庭帝國海岸城市以及巴勒斯坦的特權，威尼斯的墊腳石已經直抵地中海東岸，並很快穿越黎凡特通向埃及。這讓一些人感到嫉妒，中世紀熱那亞著名歷史學家卡法羅（Caffaro）在12世紀50年代悲傷地寫道，整個過程中，熱那亞都在“在冷漠中沉睡、忍受”，像“海上一條沒有導航者的破船。”當然，這樣的描述略顯誇張，作者藉以抒發對熱那亞統治家族的些許不滿。事實上，熱那亞在此時期同樣繁榮增長。除了不時地維護他們在十字軍領土上的地位，熱那亞人還與西地中海地區建立了廣泛的聯絡。1161年，他們與摩洛哥的阿爾穆哈德（Almohad）哈里發達成休戰協議，從而得以進入摩洛哥市場並在遭受攻擊時得到保護。到了12世紀80年代，來自北非的貿易額佔到熱那亞貿易總額的三分之一以上。沿海地區遍佈著倉庫和旅店等基礎設施，足以讓商人們毫無顧慮地做生意。
熱那亞、比薩和威尼斯的崛起還刺激了周邊城市的發展，正如基輔在俄羅斯帶來的影響一樣。那不勒斯、佩魯賈（Perugia）、帕多瓦（Padua）和維羅納（Verona）等城市迅速成長：這些城區擴充套件太快，連城牆都必須不斷地重建，離城市中心越來越遠。儘管在缺乏相關資料的情況下我們很難推算當時的城市人口，但毫無疑問，12世紀的義大利已經邁入了城市化的程序：市場繁榮，收入增加，中產階層開始湧現。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十字軍東征時代的這種繁榮其實是根植於伊斯蘭世界與基督教世界的良好關係。無論是在聖城還是其他地區，都是如此。儘管在1099年奪取耶路撒冷後的幾十年裡不斷有摩擦爭鬥出現，但直到12世紀70年代末，衝突才真正全面升級。從整體上講，這段時期的十字軍學會了如何與自己治下及附近地區的穆斯林相處。耶路撒冷國王也經常發出警告，不許對過路的商隊發動進攻，也不許攻擊任何可能對當地十字軍統治者心懷敵意、或者可能向巴格達或開羅請求支援的周邊城市。
這種做法讓新近抵達聖城的人很難理解，並認為這可能會引發許多問題。然而新來者可能很難相信，與這些“異教徒”進行貿易交往是日常行為，而且要花上很長時間才能意識到，事實上許多事情並不如他們在歐洲想象的那樣黑白分明。沒過多久，歧視心理開始淡化。已經在東方待過一段時間的西方人“比那些新來者強多了”，一位阿拉伯作者有感於新來者的殘酷行為和粗俗舉止，特別是他們對待非基督徒的態度，得出了以上的結論。
穆斯林中也有人持相同的看法。12世紀30年代發表的一份宣告（fatwa）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