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但是到目前為止，飛越德國領空的戰機上最常見的“彈藥”不是燃燒物，而是一張張的傳單，帶著一廂情願的甚至是完全天真的宣傳語。“有理由相信，我們的宣傳效果讓德國的當權者感到害怕。”1939年9月初，內閣議事日程上第一項的摘要是這樣寫的，“我們的飛機能夠安然無恙地飛越德國西北部，這足以極大地打擊到德國人計程車氣。”會議同意，將投放更多傳單，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與此同時，印度和中亞地區對局勢的恐慌性預測也開始傳入倫敦。因為莫洛托夫與裡賓特洛甫簽訂的協議不僅為德國提供了必要物質資源，也為歐洲的戰爭鋪平了道路。英國駐喀布林公使克爾？弗雷澤？泰特勒爵士（Sir Kerr Fraser…Tytler）警告說，當地存在著大量投機分子，打賭英國在蘇聯入侵阿富汗時不會給予軍事援助。印度官員也有著同樣的憂慮，印度事務大臣給倫敦的戰時內閣發來一份危言聳聽的報告，將印度的防禦力量——特別是在防空方面——描述得不堪一擊：印度全部的防空裝置不過是一座由八架三英寸口徑高射炮組成的炮臺。
儘管對中亞地區的危險是否迫在眉睫表示懷疑，但是倫敦仍然意識到，德國與蘇聯的結盟的確會威脅到自己在東方的利益。1940年春天，英國開始打算與德國一決勝負。據總參謀長提交給戰時內閣的一份名為《1940年與俄羅斯交戰的軍事後果》的報告闡述，“蘇聯進犯印度和阿富汗可能耽誤不了多長時間”，這將“極大地分散盟軍的力量”。另外一份清醒到令人恐懼的報告指出，德國與蘇聯之間有多種對盟軍極為不利的合作方式：英國在伊朗和伊拉克的石油資源很有可能受到攻擊，並落入敵手。
這些擔心並非沒有依據。20世紀30年代，德國人在中東和中亞地區十分活躍，漢莎航空公司（Lufthansa）在該地區建立了廣泛的商業航班體系，而西門子和托特組織（Todt organisation）等企業大規模進入伊拉克、伊朗和阿富汗的工業市場。德國的工程師們設計了無數的道路和橋樑，其建造也是由德國技術人員負責或監督。德律風根（Telefunken）等公司的專業技術大受歡迎，承接建設了當地通訊基礎設施。與德國的聯絡在整個地區隨處可見。伊斯蘭世界甚至認為希特勒是一位意志堅定、追求自身信仰的領袖，這一看法促進了該地區與德國的合作深入。而德國軍事情報局阿勃維爾（Abwehr）的情報人員進一步強化了這一看法，他們積極地在地中海東岸與喜馬拉雅山脈之間的廣袤地區拓展關係並爭取支援。
事實上，到了1940年1月，德國最高統帥部正在熱議應該如何鼓動蘇聯介入中亞和印度。德意志國防軍最受人尊敬的高階軍官之一約德爾（Jodl）上將，就德蘇和挺進中東的行動制訂了多個計劃：“只需付出很少的努力”，就能夠製造出“對英國的威脅”。當然，德國人還精心地設計了一個大膽的單獨計劃，讓下臺後已經定居柏林的國王阿曼努拉（Amanullah）重新統治阿富汗。因此，德國不斷地在這一戰略敏感地區製造混亂。“伊皮的法吉爾”（Faqīr of Ipi）可以說是20世紀30年代的奧薩馬？本？拉登，他是一位禁慾的穆斯林，神秘而殘忍，在宗教上十分保守，然而卻支援社會革命。他被認為是破壞（巴基斯坦）西北邊境穩定、轉移英國精力物力的完美人選。不過，如何找到他是個難題，他行蹤不定，曾經無數次從英國人手中逃脫。另外一個難題是如何悄悄地找到他：阿勃維爾認為假扮成麻風病專家可以不那麼引人注目，但兩名這麼做的德國情報人員卻在阿富汗軍隊的伏擊中一死一傷，這一任務也以失敗告終。當最後終於與法吉爾聯絡上時，他反而荒謬地要求德國幫助他對抗英國人。
在該地區的其他地方，德國人同樣地積極拉攏關係。許多伊朗人和伊拉克人被希特勒的活力和雄辯所征服。他們之間有著許多共同點，比如納粹政權與一些伊斯蘭傑出學者都是極端的反猶太主義者。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the Grand Mufti）穆罕默德？阿爾？侯賽尼（Mu？ammad al…？usaynī）對希特勒的上臺表示歡迎，稱其為“阿爾哈吉？穆罕默德？希特勒”（al … ？ajj Mu？ammad Hitler）。德國首腦的反猶觀點很受穆斯林的支援，他們將猶太人視作“敗類和病菌”。
整個地區對德國的仰慕進一步加深。一些學者指出，希特勒在20世紀30年代為德國人打造的意識形態與波斯人當時的做法極為相似：“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