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一旦去位，則漢、蒙、回、藏即刻分離，洋人則會乘機瓜分中國。若要中國不被瓜分，非留現今君主名義不可。民主立憲黨認為，別國可行君憲，中國則不能。不是說君主為滿人，必欲以種族相仇之見而排除，而是因為君民之種族不同，則人民之權利必為君主所吞沒。故君主一日不去，則憲政一日不能確立。
宣言書又說，兩黨相爭在民主、君主這一點上，其他方面，如行憲政，發揮民權，國家領土不得分裂，滿漢蒙回藏必須在同一政府之下等等則是共同的。兩黨的最後目標，即建立憲政國家以救亡圖存是一致的。
宣言接著說，現在革命軍興，東南響應，北京政府與武昌軍政府各以重兵相持，兩不相下，不管誰勝誰負，都必然使得民生塗炭，財力困窮。若以保一君主為目的而使全國流血，君憲黨人不忍為。若以保一民主為目的而使全國流血，民憲黨人不忍為。兩黨都不願眼看南北相鬥而讓外人得利的後果出現。
宣言書最後說，兩黨之政見何去何從，非兩黨所自決，必也訴之於國民公意。因而兩黨人聯合發起國事共濟會，意在使民主、君主這一問題不以兵刃而以和平解決，故發起國民公議，以國民之意公決之。無論所決如何，兩黨都必須遵守，不服從者即為國民公敵。實行本會宗旨之時，其對於北京政府之行動，由君主立憲黨任之；其對於武昌軍政府之行動，則由民主立憲黨任之。
宣言書之後，又附了一個國事共濟會的簡章。
宣言書登報第二天，方表來楊度家，表示願意入會。楊度很高興，馬上封他一個幹事，拿出五百銀元出來，叫他到天津鬧市區租一間房子，掛牌辦公。自從楊度離開湖南後，方表幾乎成了一個失業者，沒有經濟來源。現在好了，他懷揣著五百大洋，興高采烈地赴天津走馬上任。
汪精衛對此事本不熱心，他有許多事要做，登過報後，便不再過問了。
楊度則希望有很多人來參加國事共濟會，把這個會辦得熱熱鬧鬧。他又起草一個致資政院陳情書，請資政院議決具奏請旨，召集臨時國民會議以決民主、君主問題。又起草一個呈請內閣代表書，請內閣代奏皇上，明降諭旨停戰，開國民大會。
誰知七八天過去了，方表從天津來信說，天津本會無一人前來申請入會，問北京進展如何。楊度看到這封信後，心裡只有苦笑。登他的門的人雖有，但都不是前來入會的，而是來指責他的。指責他憑什麼自封君憲黨代表，又譏笑他是譁眾取寵，想出風頭，這一紙宣言書於時局有何用？張謇、湯化龍等人則來電說，他們原來主君憲，而現在早已和民憲黨一起幹了，勸楊度改弦易轍。接下來是資政院根本就不開會討論他的陳情書，內閣也不替他代奏。社會各界是如此的不合作，令楊度大為掃興。
汪精衛來槐安胡同告訴楊度，武昌那邊對他這個宣言書反對甚為激烈，一批同盟會的老戰友甚至大罵他出獄後被朝廷收買了。同志們批評他，宣言書上說什麼“以去一君主為目的而使全國流血，此民憲黨所不忍為也”，這種話居然出自一個同盟會評議長之口，豈不是徹底背叛了同盟會的革命宗旨？推翻滿虜君王就得流血，不流血，滿虜小皇帝會自動退位嗎？革命黨人就是要以流血犧牲來喚起人民的覺醒，來驅逐滿虜君王和他的大大小小的走狗，中國只有經過一段時期的流血後才會有新生的到來。關於國體的事，沒有什麼公決不公決的。老百姓昧於長期的君主制度，不知民主為何物，很多人只會贊成君主而不會贊成民主。革命黨人是先知先覺，應當教育後知後覺。還有人懷疑此事不會是汪兆銘做的，汪兆銘的大名被楊度盜用了。！
於是汪精衛對楊度說，取消這個會算了吧，沒有一點實益，徒招無窮口舌。楊度說看看吧。又過了七八天，入會的沒有增加一個，說風涼話的越來越多。看來這國事共濟會是絕對共濟不出一個名堂來了，楊度無奈，只得吩咐方表摘牌回京。他自己寫了一段簡短的解散宣言，說幾句“今者武漢血流，兵事方殷，和平解決之難已為天下所共見，共濟會之所主張已歸無效，特宣告解散，惟天下傷心人共鑑之”一類的話，交《民主報》發表了事。
楊度想：既然君憲黨人不願意與他合作共濟國事，自己日後跟著袁世凱改行民主立憲，他們也沒有資格指責自己背棄主義了。公開的目的雖沒有達到，私下的目的則已達到了。
北京的國事共濟沒有任何收效，武昌對袁世凱卻做出了出人意外的接納。
已獨立的十四個省都有一個共同的願望，即儘快組織一個臨時政府，以便聯合對付清廷。這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