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很快就像日本、德國、英國一樣地強盛起來了。他們更加自覺地鼓動民眾擁護朝廷，勸說持革命排滿主張的朋友放棄武裝暴動，一道以和平漸進的方式促進國家的進步。不久，釐定後的新官制名單公佈，十三個軍機處大臣及部務大臣，滿七蒙一漢五，全國譁然，不少立憲黨人也深為失望。但儘管如此，大部分立憲派仍盼望朝廷能將憲政推行下去。
立憲派的輿論領袖梁啟超一面大量撰寫關於立憲政治的理論文章，在《新民叢報》上接連刊登，一面聯絡同志組建新黨。在蔣智由、陳景仁等人的活動下，１９０７年夏季，一個名叫政聞社的黨派成立了。梁啟超寫了一篇政聞社宣言，公開發表，向世人宣示他們所持主義的四大綱領。一曰實行國會制度，建立責任政府；二曰釐訂法律，鞏固司法權之獨立；三曰確立地方自治，規定中央地方之許可權；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對等權利。同時鄭重宣告，政聞社決不干犯皇室的尊嚴，也決不擾亂社會治安，只是履行立憲國家的國民有集會結社自由的公權。
政聞社反對革命討好朝廷的態度激起了革命黨人的憤怒，當他們在東京神田錦輝館召開成立大會時，張繼率領四百多個同盟會會員搗毀會場。有人脫下腳上的皮鞋擊中了梁啟超的臉，梁嚇得奪窗而逃。會沒開完就散了。
楊度雖然沒有參加政聞社，並且對蔣智由等人在組黨過程中謀私的行徑多有不滿，但對張繼和同盟會中一部分人如此野蠻的行為非常反感。他憤而致書張繼，譴責張帶頭破壞集會的本身便是違背憲法。楊度責問張繼：“如果讓你們這樣的人今後成了功，那豈不是以暴易暴，百姓還能有自由嗎？”
張繼笑楊度書呆子氣十足，根本不予理睬，氣得楊度和他斷了交。
這時國內擁護朝廷預備立憲的團體也相繼產生。江浙一帶成立了憲政公會，廣東成立了自治會，湖北成立了憲政籌備會。主持這些團體的人都是文化界或實業界的名流，在地方上有很高的威望，官場對他們也優禮有加。這一天，方表特來告訴楊度，梁煥奎、範旭東等人正在醞釀成立憲政公會，有擁戴楊度為會長之意，問他肯否回國籌辦。方表字叔章，湖南長沙人，弘文學院的留學生，因常給《中國新報》投稿，鼓吹君憲，受到楊度的賞識，彼此成了好朋友。年初楊度發起建立了一個名為政俗調查會的組織，方表是會中的活躍分子。
楊度聽到這個訊息心裡動了起來。這幾個月裡，他越來越覺得原先那個一回國便主持朝政的理想與現實脫離得太遠了。
首先是《中國新報》令他沮喪。報紙剛創辦時，由於他的《金鐵主義》在每期上連載，引起人們的注目，讀報買報的人不少，來勢很好。但《金鐵主義》一登完，再沒有重頭文章接著上，報紙的影響便立即下跌。稿件雖不缺，但好文章卻不多。鼓吹革命的文章都投了《民報》，宣揚立憲的文章都被《新民叢報》蒐羅。楊度自己要操辦雜務，不可能騰出時間再寫大文章，幸賴方表、陸鴻達、楊德鄰等人還能時常有點夠分量的文章，才使得報紙維持了下來，然而當初所希望的目標卻沒達到。由於銷量不大，經費虧損厲害，古倭刀所換來的銀元用得差不多了。雖說只要開口，滕原先生一定會支助，但楊度不願開這個口。
再就是政俗調查會也不興旺。楊度辦政俗調查會，名義上是調查日本的政治和民俗，實際上是把它作為推行金鐵主義的政黨來辦。但是，留學生中那些熱心政治願意參加會團組織的人，不是被同盟會招去，便是被梁啟超的憲政會網羅，投靠政俗調查會的不過寥寥十餘人，根本不能成為一個黨派。
看來在日本再呆下去，也難以蓄養更大的名望，不如回國去為好。主持江浙鄂等省立憲會的人，如張謇、鄭孝胥、湯壽潛等人都是大名士，若出任湖南憲政會會長，社會名望也自然不低。梁、範都是財力雄厚的實業家，依仗他們的財力將湖南的憲政會辦起來，再出面聯絡各省，自己不就成了全國推動憲政的在野領袖麼！想到這裡，楊度激動起來，他覺得應該立即收拾行裝買舟渡海。他輕輕哼起了杜少陵的詩句：“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詩聖當年渴望回鄉的狂喜給他平添豪情。他走到牆邊，將掛在牆上的《湖南少年歌》取下捲起。這是他寓居東京四年期間最得意的一部作品，他要將它帶回國去，張掛於故鄉的書齋裡。卷著卷著，耳畔忽然響起了甜甜脆脆的少女的聲音：“爺爺，這篇歌行寫得真好！”這不是千惠子的話嗎？
幾年來，每當自我欣賞《湖南少年歌》的時候，楊度的耳邊便會響起這句話來，它給他無限溫馨和美妙的回憶。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