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是從經濟史的角度，作出的一個解讀；也表示了我過去作為一個“經世學者”的所作所為。
本篇寫於2011年，發表於《炎黃春秋》2011年第5期。文字或有出入。
在歷史學界，近三百年曆史常常被分作三段：清史；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三段兼修的學者很少。像我這樣只修一頭一尾的，也不多見（致為某些學者所譏）。比較多的，是從清代進入民國，或由民國轉入當代。
至於學術的重心，在我經歷所及，三十年間，也發生了由清入民（國），再入當代，熱點迭次轉移的過程。而我初到美國，當代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還不算做“歷史”的範圍（這與國內情形不同）。
我的“一擔挑式”選擇，表面上看，“全神貫注”於前面一頭（在美國我只讀清史不及其他），而內心關切卻在後頭。它也成就了我的一個觀點，即當代（今天曆史）的“昨天”，不在民國，而在清代（特別是十八世紀）。當然，這主要是就經濟史而言。
至於當代農村變革，又可分為兩個部分，一是經營制度，即與“包產到戶”有關土地制度、經營體制等問題；一是關於農業經濟發展的方向，帶有很強的技術性。
本篇文字，不管是使用什麼方法，是“以古貫今”，或“自今返古”，或以“三百年為一個歷史”做出發點，事後看來，並不由人。俗話說：“冥冥中自有天意”，即表明個人選擇的成分很少。
一、同樣遇到“人口問題”
三十年前，我讀研究生時的論文題目，是關於四川的“場市”（農村集市）。“場市”也許並不重要，為這篇論文，我卻讀了四百多部地方誌，等於作了一次清代四川的“農村調查”。這為以後的學業打下了一塊基石，透過它，獲得一部分“史感”，也與我在農村生活的經驗可以互相驗證。
這篇論文在學術上也有一點價值，它觸及了一個理論上的問題，即中國傳統經濟的“自給自足說”。這一下非同小可，答辯時不能不講究策略：農村經濟的基本單元，不是農戶或者村落，而是圍繞著場市展開的“場市區域”。更深入的話就不好多說。慢慢我才發現，過去中國歷史的許多“結論”，多是產生於“調查研究”之先，而非其後的。
畢業以後，我需要選擇一個題目，作為將來自己的“專業方向”。對每一個有著相同經歷的人來說，恐怕都是必過的一“關”。
我採取的是一個“笨”方法，就是閱讀清朝的基本史料（《實錄》等）。慢慢不知怎麼就有了一念：寫“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那時發展組經常有小規模的學術交流，記得那次還是在沈志華家。
從歷史觀察，在清代十八世紀，“我們”遇到了什麼問題？第一個，恐怕就非人口問題莫屬了。這種情況，在四川我就發現了。
公元十八世紀之初（康熙四十年代），清聖祖（康熙皇帝）發現，國家人口益繁，不能不“預籌安養之策”。這就展開了清代史中最有光彩的一頁，集中表現在十八世紀頭五十年中，政府連續給出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康熙、雍正時期，中國“人丁”只有兩千數百餘萬，到乾隆初年初次統計“大小男婦”，就發現已有一億三四千萬“口”（那還是國內清史研究的起步階段，尚需經過一番考訂，才知道“丁”非是“口”；因昧於“丁”與“口”乃兩條“非平行線”，時興“以丁折口”；對人口問題的發現，仍歸之於乾隆晚年之洪亮吉，不知兩者差了八九十年，中間還有一大段故事；稱洪氏為“中國的馬爾薩斯”，也表明國人在學術上之崇拜外人及好拾牙慧）。至乾隆五十八年，全國人口達到三億之眾。
中國在歷史上還從來沒有這麼多的人口（漢代、宋代、明代的最高數額不過六千餘萬），也沒有這麼大幅度和快速的人口增長。重要的是，它竟與後幾百年連成一段，一直增加到十幾億之眾。各位也許不會同意我的看法，即中國從彼時即已開始試行“現代化”（參見拙文，《史林》2006年第5期），但不難發現，“當日”問題與“今日”已十分接近。
還有一節不能不說，就是中國人口思想的主流（可以聖祖皇帝為代表），是以一種積極的態度，力求用經濟發展來滿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而非限制人口增長）。它自然要帶來一個巨大的需求和農業產出，並帶動一系列政府政策的出臺。
二、似乎不成問題的開墾政策
要發展經濟，首先便是開墾土地，當日朝堂上稱為“墾政”。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國。對農業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