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小子對他的觀點提出不同意見，他也會饒有興趣地聽他們理論，或加入討論。“你可以不贊成我的觀點，但是我尊重你發言的自由。”
大學不僅是傳授知識的場所，更是交流思想的平臺。耶魯最大的魅力亦在於此。它拉近了我與世界頂尖學者之間的距離，而這種拉近當然不僅是地域上的。一天我參加一個演講，演講者是錢復先生——臺灣政壇“四公子”之一，蔣介石的外事秘書，蔣經國的外交部長。他1962年獲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在臺灣歷任駐美代表、外交部長、監察院長等要職，成為近30年臺灣政治生活中的關鍵人物。他的英文極其漂亮，對華盛頓的歷史及發展如數家珍，就連哪個參議員的女兒在跟哪個參議員的兒子談戀愛他也瞭如指掌，臺下不時爆發出笑聲和熱烈的掌聲。
此時我心生“難怪”二字——難怪臺灣多年來與美國保持著深厚綿密的關係！1943年宋美齡訪美，在華盛頓國會山莊向參眾兩院五百多位議員發表演說，講述中國在沒有友邦協助的情況下獨立對抗日本侵略，說服美國政府在物資和資金上提供援助。她優雅流利的英語和鏗鏘頓挫的語氣令座中政壇精英無不動容，掌聲雷動經久不息。毋庸置疑，這次演說是她一生中最精彩的外交成果，激起了美國支援中國人民抗日的熱潮。此後一脈相承，臺灣歷任官員都與美國關係密切，他們的英文太好、太懂美國的規矩了！幽默、風趣、深沉和思考，無所不具。
當時，年少氣盛的我儘管心中敬佩，還是自作聰明想挑戰一下老爺子。我說：“您的演說非常精彩，但是您所演講的大多數內容都是如何維護臺灣與美國的關係、臺北與華盛頓的關係。恕我直言，您盡畢生之力所做的事都是與美國建立親密關係，而令臺灣與大陸漸行漸遠，而假如您以同樣的才華來拉近大陸與臺灣的距離，您的名字是否會以更高的榮光被載入史冊呢？”
言畢，我頗為自得地坐下，還有一些中國人為我鼓掌。老爺子微微一笑，答曰：“你說得很好。我剛才的演講主題是臺灣和美國的關係，但其實在臺灣島內有一條政策：臺灣與大陸的關係永遠優先於臺灣與美國的關係。”
32、不再是“憤青”
中國人普遍缺乏“批判性思維”的教育，對一種觀點、事實，不易從兩個角度去看。剛到耶魯時，我似乎也有些“憤青”，懷揣向世界傳播中國的神聖使命，每聽到對中國“不友好”的聲音便拍案而起，容不下相反的觀點意見。
2005年，在著名的耶魯法學院，克林頓和希拉里相愛的地方，我參與過一場關於中國法律的討論會。發言的教授提到“中國不是民主國家”，我立刻站起來振振有詞地反駁：“你說得不對！美國人一向認為只有美國的民主才是民主，其實民主可以有不同的含義，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那位教授認真聽我說完，等我氣呼呼地坐下，再繼續他剛才的話題，沒有受到任何影響，倒顯得我十足突兀魯莽。
後來我發現，強迫別人接受我們的官方觀點其實無濟於事。懂語言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用他們的邏輯、概念、思維方式去介入、感染和影響他們，否則收效甚微，還會起反作用。他們可能充滿同情地認為：這孩子被政府宣傳洗腦了。一個最基本的技巧就是首先承認自己不足。今天的我面對種種不同聲音，常用的方式就是首先客觀反省當前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然後再表達自己的觀點。
這是我在耶魯讀書後期常用的一種溝通方式：“當您對中國懷有滿腹怨言時不妨想一想，您抱怨的是哪一個‘中國’？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中國有著5000年悠久歷史。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於1949年，比克林頓還小一歲。若說穩定的、富強的中國，則應從1978年改革開放算起。一個剛剛成立60多年、平穩發展不到30年的國家和有著350年曆史的美國相比，還是一個少年。少年就會有‘成長的煩惱’，會犯錯誤，會摔跤，但少年也充滿活力，摔倒了還可以爬起來，繼續向前走。”這樣一說，那些意見相左的人也會意識到，自己看問題有失偏頗，混淆了幾個“中國”的概念。
還有一個小故事，2009年1月22日，我在節目中播報國家統計局最新出爐的2008年度各項經濟資料，其中GDP比上年增長9％，增幅為7年來最低，而CPI增長創12年最高。這些資料無疑是全球關注的焦點，因為受金融危機影響，西方發達國家經濟進入衰退和蕭條，中國的表現成為了世界心理風向標，對很多有著貿易往來的國家經濟將起到決定性作用。
節目結束後我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