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去怎麼這麼彆扭？由此就分散了注意力。對我而言，採訪可能只有10分鐘時間，實在耽誤不起任何1秒。
當然也並不是穿得一樣才能和他們套上近乎。我在採訪渣打銀行全球CEO彼得·桑茲（PeterSands）時，注意到他戴著一塊Swatch手錶，於是第一句話就問他：“你的表是女兒送的嗎？”他很驚訝，又感到親切，笑著告訴我是的，又問：“你怎麼知道？”其實理由很簡單，這是一個年輕人喜歡的品牌，造型又比較可愛，一定是女兒買的。他顯然尊重孩子的感情，也無須外在的奢侈配飾來證明自己。
我見過的最不講究穿著的是西班牙首相薩帕特羅和伊郎總統內賈德。據說前者還是世家子弟，衣服好像是從沃爾瑪超市裡拎來的。後者在出訪外國時，居然穿著皺巴巴的西裝就去檢閱三軍儀仗隊。有時候西方政治家並非不懂Dress Code，似乎是刻意透過不講究的穿著表示一種和老百姓的親近。
我們其實也可以不追求品牌，但著裝的細節規則必須注重。有些人襯衫領圍偏大，恨不能塞進一個拳頭。西裝不夠合身，衣袖和褲腿都偏長，腳面上堆著好幾個褶兒，讓我聯想起“捲起千堆雪”。還有些人不太瞭解穿深色西裝時最好搭配深色襪子，而且要足夠長，否則蹺起二郎腿時，腿毛一覽無餘實在有傷大雅。
25、人脈就是效率
還有一些國際社會的禮儀必須注意。中國人吃飯或開會時，都習慣把手機放在桌子上，隨時準備接電話看簡訊。在國外這一舉止十分不禮貌，除非周遭的人非常熟悉。開會、參加論壇、聚餐、看電影，都是重要的社交場合，手機必須在靜音狀態，甚至看一下都需要向周圍的人道聲抱歉。在正式場合和西方人一起吃飯，若把手機放在桌上，吃著吃著接個電話，對方會感到不被尊重。這時候旁邊另一個老外可能會拍拍他的肩膀：“中國人都這樣，別介意，Wele to Beijing。”這是英語的幽默，適用於老外因文化差異感到莫名驚詫的時候。
也許你還想知道，一個每天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的記者，怎樣才能在第一時間獲得對方的信任？我舉個簡單例子就能解釋清楚。當我與某大國首相初次見面，如果我能一口氣說出一串我認識的與他同一黨派的議員，他就會覺得很親切。工作多年，我的採訪物件之間其實有很大的重複性和關聯性，轉來轉去，都是那個小圈子，在我大腦裡形成了一幅清晰的人脈關係圖。很多時候，關係就是潤滑劑，關係就是效率。
一次我採訪福特汽車董事長、福特家族繼承人比爾·福特，當時他還是公司CEO。那時汽車工業已經開始不景氣了，見面以後，他不大願意多說。我說：“昨晚我和John Thornton一起吃飯，還聊到你。”果然，聞聽此言，他立刻兩眼放光，很激動地問我：“John也在北京嗎？他會待到什麼時候？”
John Thornton何許人？約翰·桑頓，前高盛全球總裁。與他初次見面是在我25歲生日那天。那時年輕愛熱鬧，過生日喜歡呼朋引伴，老朋友又帶新朋友，一個普通聚會沒留神搞成了百十人的大Party。在一位好友的引薦下我認識了他。不久後他辭去高盛職務，來到清華大學經管學院任客座教授，年薪1美元。桑頓在美國很有影響力，他是耶魯商學院校董，後來又成為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董事長。布魯金斯學會是華盛頓最大的智庫之一，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奧巴馬和麥凱恩經濟團隊中的重要人物，都出自布魯金斯學會，桑頓一度是奧巴馬駐華大使人選。
桑頓中學時代就讀於美國著名的寄宿高中霍奇基斯（Hotchkiss School），並和低他幾級的小兄弟比爾·福特結為死黨，據說一直很罩著他。現在桑頓還是福特汽車全球的董事。由此說來，當我提到他的大名，福特兩眼放光也就不足為奇。他立刻坐下來專心接受採訪，那天我們聊得非常好。
還有一次對美國勞工部長趙小蘭的採訪，依靠的也是私人路徑。我認識她妹妹，並且見過她的父親。她父親從事航運，那時家族每年都會在上海定兩艘巨輪，請國家領導人剪綵。那天晚上，我們的《直擊華爾街風暴》節目直播到22：00整，和她的採訪只能約到22：30，她真的在百忙之中為我留出這個時間段。我去接她，見一列浩浩蕩蕩的車隊停在梅地亞中心門口，風塵僕僕。戴耳機、配微型衝鋒槍的美國保鏢列隊護衛。專訪結束已是深夜，她只剩下4小時休息時間，第二天一早還要參加第五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就在24小時之前，我才和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