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的概括能力，而且君前奏對絕不會給傅斯年過多的思考時間，最關鍵的是，在皇上面前對中西方政治進行評論，要是稍稍說的不妥可能就會惹得龍顏震怒，在場眾人聽了這個問題都倒吸了一口涼氣，都把目光投向了這個年輕狂妄的考生。
帝國的意志 第八百六十六章 三試傅斯年
泡書吧 更新時間：2011…6…2 21：19：14 本章字數：3341
傅斯年點了點頭，考慮了大概半分鐘的時間，清了清嗓音，開始說道：“中國傳統儒家認為‘民惟邦本’，民心的向背和民意的支援與否，是王朝統治能否穩固的基礎，但王朝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基礎則在於‘主權天授’，這與古雅典民主制創制者們在政治思想上所堅持的‘主權在民’是有明顯區別的。泡*書*吧（。paoShu8。）另外，古雅典人堅持認為：政治權力是公共的，公民人人平等的享有政治權利；主權是有限的，必須受到制約；而古代儒家則認為：人有差等，主權無限，主權乃私家之特權。但在政治權力對民意支援的依賴等方面，兩種文明在某種意義上也存在著暗合與通曲。”
說到這兒，傅斯年抬頭看看皇上的表情，見皇上神態自若，似乎沒有半點惱怒的意思，於是膽子就壯了許多，繼續說道：“主權意味著君王的統治權，因為管子有‘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奸門愷’之謂。因而周初以來所形成的‘天命’觀，可以看成一種‘主權在天’思想，即君王的權力來自‘天命’，不過在周初思想家們的心目中，君權事實上是來自民意支援，因為君王必須以民心為監，只有君王秉德而得於民心，方能夠得天下。但是，在古雅典的民主制實踐中，城邦的‘主權’便是一種公共的權力，一種代表所有公民利益而獨立處理對內對外事務的最高權力。也許在亞加米農時代初創議事會形式時，就已經孕育了將權力視為一種公共權力的觀念。正是由於古雅典人有這種‘公共權力’的觀念，所以才能夠發明出以普選的方式來選舉執政官的這種制度形式，這應當是人類政治文明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梭倫改制，使這種文明規範化和制度化了。政治權力的公共化是古希臘那個特定歷史條件下特定地域的特有現象，她是由那個特定族群的特有生活方式決定的，她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特例。因為除古希臘以外的古代文明，少有例外的均把政治權力作為一種世襲的私家之權力。”
“之所以中國和雅典的古代先賢都意識到政治權力與民意之間存在著一種支援與被支援的關係，但雅典人創造出了普選制這種直接的民意表達方式，而中國人只能限於‘選賢舉能’的政治理想中，其中最深刻的原因是，在理念上中國人堅持‘人有差等’，而雅典人則將人看成相互無差異的平等個體。事實上，在梭倫改制之前的雅典社會，也存在著貴族的世襲特權，梭倫在廢除世襲特權的時候，不得不以法定財產資格的社會不平等來替代貴族世襲的不平等。梭倫以雅典人法定財產多寡為標準，把雅典人分成‘五百鬥級’、‘騎士級’、‘雙牛級’和‘貧民級’四個等級，只有‘騎士級’以上的雅典人，才有被選舉為議事會成員的資格，因而雅典人在被選舉權方面是不平等的，並且有金權政治的嫌疑。但同時，梭倫發現了一個影響極其深遠的政治觀念，即“公民”的觀念。公民是雅典自由民在政治上的身份定位，無論財產多寡只要符合雅典自由民這一條件，在政治上平等地具有選舉權，並且在公民大會上有權透過投票來表達自己的政治意願，並決定關係他們切身利益的城邦的重大問題。而雅典城邦的“主權”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才表現為主權落實在雅典公民。因而也可以把雅典政治的主權在民解釋為：雅典公民人人平等地擁有城邦的主權。
“在中國傳統儒家的視域裡，人是一種差等之人，人就其天賦而言就有‘賢與不屑’的區別。所以《中庸》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因為人生而有‘自誠明’與‘自明誠’的區別，‘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這種‘誠者’與‘誠之者’的區別，就是聖人與君子的區別，而聖人便是社會的天然統治者。理想的社會政治就是應該把社會的統治權交給聖人，讓聖人們來統治和治理國家。正是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他們提出了‘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的政治原則，主張由那些‘學而優’聖人、君子來管理國家，實行‘文人統治’。隋唐以後的科舉制就是根據儒家這一著名原則而發展出來的。”
“……”
傅斯年當著皇上和諸位大臣的面，噹噹噹當把自己對中西方政體的理解說了出來，令所有人目瞪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