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廣州開設的企業。由海上出口茶葉，比如運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產地收購，運往廣州，由潮幫商人從山西商人手中購進再轉運南洋的。至於長江中下游一帶，揚州的鹽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長江口出海與日本的貿易，也數山西人最為活躍。除了國內貿易外，山西商人還開拓了國外市場，我國從陸路對俄貿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個俄國城市，都有過山西人開辦的商號或分號。在朝鮮、日本，山西商人的貿易也很活躍，榆次常家從中國輸出夏布，從朝鮮輸入人參，被稱作“人參財主”；介休范家，幾乎壟斷了對日本的生銅進口和百貨輸出。在清朝統治期間，能夠興旺發達二百餘年的商業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聶家、太谷的曹家，祁縣的喬家、渠家，平遙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臨汾的亢家，萬榮的潘家，陽城的楊家等等。他們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貸者，又是大地主，都擁有極為雄厚的資本。
山西商人經營商品之多、投入資金之多、從業人員之多，在其它所有的商幫裡面都是首屈一指的。晉商控制了幾個重要的行業，比如金融業完全由晉商來控制，還有一些顏料業也在晉商手裡控制，他們在當時商人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從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起大坂、神戶、長崎、仁川，西到塔爾巴哈臺、伊犁、喀什噶爾，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跡。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俄語同北方少數民族和俄國人對答如流。可以說，從蒙古草原上的駱駝商隊，到吳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計價核算，從呼倫貝爾的醋味，到貴州茅臺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釀造叫賣。無怪有人說：“凡是有雞鳴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商人活動過的地方遺址，到了後世的21世紀仍然到處可以看到：甘肅的老西廟、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銅鼎、江蘇揚州的亢園、安徽毫州的花戲樓，大都是山西商人建立的；安徽雉河集（渦陽）的山西會館，曾經是捻軍起義的發源地；著名的貴州茅臺酒是1704年山西鹽商僱杏花村汾酒廠工人和當地釀造工人共同首創的。以山西商人字號命名的城市街巷也是如此：張家口的日升昌巷、包頭的復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寧武巷等等，無怪在東北流傳著“先有曹家號，後有朝陽縣”，在內蒙流傳著“先有復盛西，後有包頭城”，在西北流傳著“先有晉益老，後有西寧城”的諺語。山西商人經商的地域之廣，人數之多，確實是相當可觀的。晉商能夠在全國呼風喚雨也就是他們抓住了明清時期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這麼一個歷史性的機遇，這樣才使得晉商的足跡遍佈全國各地。蘇州，明清兩朝的商業都市，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這裡是中國最富庶的地區，人們可以想像到的最奢侈的享受、最精緻的生活都可以從這裡找到。在後世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當這座城市的人們準備建立一個戲曲博物館時，他們選擇的館址竟然是一座當年山西商人修建的會館，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選擇，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座精美的戲臺。會館並不是山西商人主要的活動場所，這裡只是他們聽戲、聊天、聯絡鄉情的地方。著名學者餘秋雨在講到這件事時說：蘇州也算富庶繁華的了，沒想到山西人輕輕鬆鬆來蓋了個會館就把風光佔盡，要找一個南方戲曲演出的最佳舞臺作為文物永久儲存，找來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個臨時俱樂部裡找到了。會館不論如何精美都只是當時的山西人偶爾盤徊稍稍放鬆一下的地方，他們居家過日子的地方又是什麼樣子的呢？
在山西平遙民居，這樣的院子在很多山西縣城中幾乎隨處可見，而昔日這些院子的主人即使在縣城中都不是什麼有名的人物，正是這種普通更加襯托出一種氣度，當高聳的屋脊、厚實的院牆密密匝匝地擠成一片時，這樣的規模就匯成一個再明顯不過的象徵—富裕。當大多數中國普通百姓還居住在土坯壘成的房舍裡的時候，山西人已經把自己的生存環境提升到一個令後世數十年後的人們都羨慕的境界。1822年，當時中國最著名的文化思想家龔自診為了緩解內地日益嚴重的人口壓力、穩固邊疆的政局曾向皇帝建議，將內地的人口大量向西北地區遷移，但龔自診認為這個政策不適用於兩個地方：一是江浙，因為這裡的居民太柔弱，經不起西北的風沙；另一個地方就是山西，因為這個地方太富裕了，沒有人願意去西北吃苦。在談到山西的富庶時，龔自診用了這樣一個詞—海內最富。海內最富的標誌體現在這幾個方面：第一、固定資產。在固定資產方面實力強盛，像著名的喬家、渠家、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