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昌碩說：“吃東西用筷子，何等文雅，西菜動用刀叉，尚具原始習性，是野蠻習慣，不足取法的。”
畫家程瑤笙不缺錢，而自奉甚儉。他不抽菸，不喝酒，食無魚，出無車，寓中的傢俱多為從舊貨店廉價買來的，一個長几還缺條腿，用煤油箱墊著。但他以濟人為樂，曾說：“我得天獨厚，福當和人共享。”
吳湖帆對陳巨來說：“凡遇不相識的人，要絕對讓人看不出你是個印人，我是個畫家。假使葉恭綽對任何人都大談其鐵路建設，梅蘭芳對任何人大談其西皮二黃，豈不自形淺薄？”
錢鍾書說：“‘永遠快樂’這句話，不但渺茫得不能實現，並且荒謬得不能成立。快過的快不會永久；我們說永遠快樂，正好像說四方的圓形，靜止的動作同樣地自相矛盾。”“快樂在人生裡，好比引誘小孩吃藥的方糖，更像跑狗場裡引誘狗賽跑的電兔子。幾分鐘或者幾天的快樂賺我們活了一世，忍受著許多痛苦。我們希望它來，希望它留，希望它再來——這三句話概括了整個人類努力的歷史。”
周作人很反感用籠子養鳥，他說：“如要鑑賞，在它自由飛鳴的時候，可以儘量的看或聽，何必關在籠裡，擎著走呢？我以為這同喜歡纏足一樣的是痛苦的賞玩，是一種變態的殘忍的心理。”
1924年12月7日，周作人致信學者江紹源：“我的意思，衣服之用是蔽體即以彰身的，所以美與實用一樣的要注意。有些地方露了，有些地方藏了，都是以彰身體之美，若是或藏或露，反而損美的，便無足取了。裙下無論露出一隻腳兩隻腳，總是沒有什麼好看，自然應在糾正之列。”
黃裳年輕時好酒，他是記者，常喝得晃晃悠悠地去上夜班，照寫評論不誤。他說：“喝酒的回憶都是很愉快的。正是因為‘少年不識愁滋味’，我一直不能理解為什麼酒是可以解憂的。”
林徽因說：“頤和園的山太俗氣了，頤和園的精華在後山。”
辜鴻銘主張納妾，他的理由是《字說》中雲，“妾”為“立女”，供男子疲倦時靠一靠。有外國女士與之爭辯，說未嘗不可以反過來，女子累了，用男的做手靠，因而也可以一妻多夫。辜鴻銘反駁的理由是：一個茶壺可以配四個茶杯，沒見過一個茶杯配四個茶壺的。
吳佩孚一生，在生活上奉行“三不”主義，即不出洋，不住租界，不娶妾。
1925年，李金髮由鄭振鐸介紹加入文學研究會，成為該會的第149個成員。這個文學青年一旦進了文學的圈子，接觸到一幫所謂聲名赫赫的人物後，才發覺他們“其實都是亭子間絞腦汁的可憐寒士，若能在中學做一國文教員，或與書局有關係，做一位編輯，便沾沾自喜，終身有托。文人無出路就是如此情形。”李金髮最終放棄了他曾經夢想的文學之路。
曹聚仁一生，集學者、作家、報人等於一身，交遊極廣，可以說文章和朋友都遍天下。他曾在文章中說：“說到朋友之間的相處，我該提一提柏斯格（法國17世紀思想家，即帕斯卡）的話：‘沒有一個人，在我們面前說我們的話，和在我們背後說的會相同的；人與人間的相愛，只建築在相互欺騙上面；假使每個人知道了朋友在他背後所說的話，便不會有多少友誼能夠保持不破裂的了。’朋友相處，也和冬天的刺蝟一般，離開得遠了，彼此感不到溫暖；相處太迫近了，彼此的針又會刺痛了彼此的肉了，只能相互保持若干距離，以彼此能感到溫暖而又不至相互刺痛為度。”
朱自清祖籍浙江紹興，在揚州長大，他說：“許多人想到揚州是出女人的地方。但是我長到這麼大，從來不曾在街上見過一個出色的女人，也許那時女人還少出街吧！不過從前所謂‘出女人’，實在指姨太太與妓女而言，那個‘出’字就和出羊毛、出蘋果的‘出’字一樣。《陶庵夢記》中有‘揚州瘦馬’一節就記的這類事，但我已毫無所知了。另有許多人想，揚州是吃得好的地方。這個保你沒錯兒。北京人尋常提到江蘇菜，總想著是甜甜的膩膩的。現在有了淮揚菜，才知道江蘇也有不甜的；但還以為油重和清淡的山東菜不同。其實真正油重的是鎮江菜；揚州菜若是讓鹽商家的廚子做起來，雖不到山東菜的清淡，卻也滋潤、利落，絕不膩嘴膩舌。不但味道鮮美，顏色也清麗悅目。”
田漢說：“婚姻是一條繩索套上脖子，好不自由，最好不結婚，用情人制。”田漢的伴侶安娥的愛情觀也與此吻合，她認為，在相愛的男女之間應該“爭愛情不爭軀殼”，“重內容不重形式”。安蛾說：“女人為什麼非看重結婚這個形式？假如男女的結合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