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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清說：“徐志摩之為人為詩，皆可以‘肉麻’二字了之，而死後北平《晨報》乃為出專刊一月，聳海內之聽聞。青年男女莫不讚嘆，以為偉大詩人，得未曾有，幾以詩神愛神目之。”
“五四”前後，胡適與章士釗曾是新舊文化之爭的論敵，在各自的陣地（報刊）上互罵。1925年，有人請客，兩人在前門外廊坊頭條擷英番菜館相遇，章便邀胡合影，兩人各持一張照片。章在照片上題白話詩一首送胡：“你姓胡，我姓章，／你講什麼新文學，／我開口還是我的老腔。／你不攻來我不駁，／雙口並座，各有各的心腸。／將來三五十年後，／這個相片好作文學紀念看。／哈哈，／我寫白話歪詞送把你，／總算是老章投了降。／”胡也寫了一首舊體詩送章：“但開風氣不為師，龔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開風氣人，願長相親不相鄙。”兩邊爭論最激烈的時候，一次在上海，汪原放請客，章士釗、胡適、陳獨秀均在座。胡當面對章說，你的文章不值一駁，章聽後並不生氣。
三一八慘案發生在章士釗當教育總長的任上，他自然成為輿論攻擊的焦點。老朋友沈尹默公開宣告與其斷絕關係，指章為罪人，天誅地滅云云。魯迅更是在文中罵章士釗為“章士釘”。後章士釗辭官到上海當律師，沈尹默也辭去北大校長一職到上海賣字為生。章曾致信沈說：昔時罵我者愛我，昔時愛我者害我，歷史如鑑，於今兄辭去校長職甚是也。沈尹默得信後，盡棄前嫌，兩人在上海過從甚密。當年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陳獨秀後來被捕，章還當過陳的辯護律師。
古文家劉師培與今文家崔適是學術上的論敵。巧的是，兩人在北大校內的住所門對門，朝夕相見，每逢遇見都客客氣氣，互稱先生，互相鞠躬。然而一站到講臺上，即是另一個樣子，相互間極盡攻擊之辭，毫不留情。
上世紀30年代初，陳西瀅說：“在這七八年中，國內文藝界裡起了不少的風波，吵了不少的架，許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得不能見面。”
魯迅曾當著葉公超的面指斥徐志摩是“流氓”，後來葉將魯迅的話轉告郭沫若，郭說：“當然，魯迅除了自己，什麼人都罵。”
魯迅逝世後，徐懋庸送去一副輓聯：“敵乎友乎？餘唯自問。知我罪我，公已無言。”
梁實秋說：“郁達夫先生一類的文人，報酬並不太薄，終日花天酒地，過的是中級的頹廢生活，而提起筆來，輒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會的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淪落似的，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
抗戰前夕，一次梁實秋和羅隆基去清華訪潘光旦，順便到隔壁的聞一多家坐坐。聞一多對羅隆基說：“歷來幹祿之階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脅肩諂笑，阿世取榮，賣身投靠，扶搖直上者謂之正取；危言聳聽，譁眾取寵，比周謾侮，希圖倖進者謂之逆取。足下蓋逆取者也。”
抗戰期間，艾青、何劍燻和路翎一度都在重慶陶行知辦的育才學校教書。何喜歡抬槓，一次指責艾青大男子主義，經常發表一些不尊重女性的言論，侮辱女人。艾青辯解道：“我的妻子是女人，母親是女人，難道我能不尊重妻子和母親嗎？即使不免跟妻子鬧矛盾，罵妻子，我可從沒有不尊敬母親。”何劍燻反駁說：“難道那些侮辱女人的人的母親是男人麼？”後兩人徹底鬧翻，何劍燻離開了育才學校。
九一八事變後，馬君武《哀瀋陽》的詩句曾被傳誦一時：“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瀋陽。”詩句所述並非實情。臺灣作家高陽晚年回憶，他曾見過年已80歲的名叫朱湄筠的朱五小姐，朱五告訴他一件事，說一次席間應酬，見到了馬君武，於是端著酒杯過去敬酒：“您是馬博士馬君武不是？我就是朱五。”馬頓顯窘態，不俟終席而去。
魯迅有一次提起成仿吾時說：“他要毀滅我，我如何能忘記了呢？”“只要有成仿吾把在藝術之宮的門口，我是進不去的。”
林語堂說：“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疏離者二次，其即其離，皆出自然，非吾於魯迅有軒輊於其間也。吾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
1932年，為營救牛蘭夫婦，由柳亞子領銜共36人具名致電南京政府司法院院長居正，要求放人，半個月後，居正的批示寄到柳亞子寓所，有“該柳亞子等”的字樣。柳亞子遂致信魯迅等簽名人通告此事，並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