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上三三五五遇見灰色的人們，學校或商店的門口常貼著一條紅紙，寫著什麼團營連等字樣，這種情形以我初出城時為最甚，現在似乎稍好一點了，但還是未全去。”
1924年春，泰戈爾來華，訪問北京後，由徐志摩和英國人恩厚之等陪同去山西。行前在車廂裡，徐志摩還在給林徽因寫信，墨跡未乾，車已開動。恩厚之發覺徐志摩手持信箋，表情傷感，趁著熱鬧混亂，把信取過替詩人收藏起來。這封沒有發出的信後來成了藏品，上世紀80年代被髮表出來。
1927年寒假，在清華任教的吳宓乘火車回陝西探親。1月11日車過山西，吳宓在當天的日記中寫下如此觀感：“山西境內，田疇整治，城垣壯麗，野無盜賊，途少乞丐，不得不歸功於閻錫山也。”
6．家境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衡量北平小康之家的“標準”一說為：天棚、魚缸、石榴樹，先生、肥狗、胖丫頭。
賽金花晚景淒涼，從名妓幾乎淪為乞丐，靠人接濟度日。上世紀30年代中期，瑞蚨祥西棧每夜設局，酒肉徵逐，一副豪賭濫嫖狂抽的場景。29軍的實力派人物，從宋哲元到張自忠、馮治安、劉汝明、肖振瀛以及石友三等人，都是這裡的常客。賽金花也常來“坐檯”，客人們憐其落魄，一場豪賭之後，抽頭二三百元，悉數送與這位有名的“賽二爺”。賽則如獲恩賜，感激涕零。
學徒出身的瑞蚨祥老闆孟靚侯後來富可敵國，他究竟有多少家當，已無可統計。孟家在天津英租界湖北路12號對過小巷內有一處住宅，院內特製一個洋灰地窖，作藏金之用。解放前夕，孟家遷出前啟窖掘金，內有黃金8000條，達8萬兩。這也僅僅是孟家無數財產的一部分。與此相比，電視劇《潛伏》所表現的天津另一處租界住宅——餘則成家——的雞窩所藏的那二十幾根金條，就顯得相形見絀了。
重慶“財神爺”趙健臣說：“我一生的錢，大約值80萬兩銀子。”
上世紀20年代，段祺瑞欠黎元洪7萬元，後因無力償還被黎告上法庭。
上海淪陷後，物資短缺，日軍和汪偽政權對一些生活用品實行配給供應，大戶人家有錢也花不出去，日子日漸難過。後來的香港航運業巨頭曹文錦當時不過十六七歲，他父親曹隱雲與汪偽政權的一些“要員”如陳公博、錢大魁、唐生明等以前私交甚密，此時便派上了用場。唐生明是蔣介石派到汪偽政權“曲線救國”的，他常到曹家串門，其大太太甚至還在曹家住了幾個月，可見兩家的交情非同一般。日本人每月配給唐生明的生活用品相當充裕，除自家享受外，他也分一些給曹家。曹文錦後來回憶：“我記得最難受的是冬天沒有煤取暖，沒有煤燒水洗澡。唐生明來上海後，我們一家人常常去法租界金神父路的唐公館洗熱水澡。”曹所謂感到“最難受”的，在當時江南一帶的窮人看來，無異於“吃飽了撐的”。
1924年溥儀被逐出宮後，在天津生活了多年。他在《我的前半生》中，有這樣一段記述：“天津時期的購買用品的開支比在北京時大得多，而且月月增加，像鋼琴、鐘錶、收音機、西裝、皮鞋、眼鏡，買了又買，不厭其多。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錢買廢物的門道比我多。她買了什麼東西，文繡也一定要。我給文繡買了，婉容一定又要買，而且花的錢更多，好像不如此不足以顯示皇后的身份。文繡看她買了，自然又嘰咕著要。這種競賽式的購買，弄得我後來不得不規定她們的月費定額，自然，給婉容定的數目要比文繡的大一些，記得起初是婉容一千，文繡八百，後來有了困難，減到三百與二百。”
胡蝶成名時，還不興片酬一說，她在明星影片公司的月薪是2000元。其中實發1000元，另外1000元先賒著。此外公司還給她配了一輛專用小汽車。就這1000塊也並非小數，當時大米的價格僅為一石10元。
明星影片公司發跡之後，高層管理人員如總經理、經理、協理等也都隨之“闊”了起來：出入汽車，家裡廚子、聽差、奶媽、花匠等一應俱全。老闆張石川的妻子何秀雲就自稱同時用過七個僕人。
曹錕賄選時，熊秉琦任山東省省長。曹賄選的資本，據說以熊的“報效”為最多，前後達百萬元以上。1924年，熊秉琦下臺，卸任前在濟南、青島一帶大量收購黃金，致金價暴漲，輿論沸騰。他因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唯恐事發惹禍，回北京後整天疑神疑鬼。某晚，有隻貓在房上走動，熊便疑為刺客，命人包了幾百元鈔票擱在房頂，目的是“賄賂”刺客買命。幾天後，錢包還在原處。熊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