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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是孔子以後，自秦漢至清代二千年間，對中國政治宗教思想影響最大的思想家之一。西漢學者劉向指出：“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無以加。”劉歆亦云：“仲舒遭漢承
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群儒首”。 但是，在現代，他所受到的誤解似乎也最多，至今仍未得到客觀公正的評價。
武帝晚年的巫蠱之亂（1）
導演：胡玫 編劇：江奇濤
連載：漢武大帝 出版社： 作者：導演：胡玫 編劇：江奇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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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在武帝晚年的巫蠱案，是西漢時期非常重大的歷史事件。此案引起了漢武帝晚期政治的重大轉變。但是，為什麼會發生此案，則一直撲朔迷離，異說紛紜，成為武帝一生歷史中的一個巨謎。宋洪邁《容齋續筆》即雲：“漢世巫蠱之禍，雖起於江充，然事會之來，蓋有不可曉者。”�
什麼是巫蠱？“巫蠱”二字歷來不見達詁。說者或牽扯《易》之蠱卦，（易卦之蠱，乃故老之故的借文，與巫蠱並不相干。）皆妄不足論。蠱，即蠱惑。蠱之古音通鬼，（《說文》：“臬桀死之鬼亦為蠱。”）又通詛，是一種詛咒之術。所謂“巫蠱”，即巫鬼之術或巫詛（咒）之術也。《漢書》謂巫蠱起自胡巫。巫蠱之術，其源實來自匈奴民族所信之薩滿巫術。（薩滿，女真語，指巫師巫術。《三朝北盟會編》：“珊蠻（薩滿）者，女真語巫嫗也，以其變通如神。”其來源則甚古老，為北狄、東胡（通古斯）民族所普遍信仰。）�
巫蠱之術的具體方法，就是以桐木製作小偶人，上面寫上被詛咒者的名字，生辰八字等，然後施以魔法和詛咒，將其埋放到被詛咒者的住處或近旁。行此術者相信，經過這樣的魔法，被詛咒者的靈魂就可以被控制或攝取。�
戰國晚期及漢代，由於民族的遷移與混合，巫術之風浸染中原，逐步由下層流行至上層。戰國後期著名的鄒衍就是一位大巫。武帝時的大儒董仲舒著《春秋繁露》，書中也有五行及祈雨巫術。儒家一向以理性見稱，但漢儒則多信巫術。可見其時巫風浸潤之廣。武帝元光年間，皇后陳阿嬌失寵，曾使用巫蠱之術詛咒其情敵衛子夫。武帝覺知後將她廢黜，女巫楚服及宮人牽連被誅者三百餘人。（ 《史記·外戚世家》記載，“（陳皇后）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而立衛子夫為皇后。”所謂“挾婦人媚道”，司馬貞《索隱》：“《漢書》雲：‘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咒詛，大逆無道，相連誅者三百人。’”）但其案影響尚較小。�
而起於徵和元年十一月的巫蠱之禍，則延綿數年，牽連誅死者有皇太子、衛皇后，公孫賀及劉屈氂二丞相，諸邑、陽石二公主及三皇孫，還牽涉到許多公卿大臣和重要人物，如江充、韓說、章贛、蘇文、石德、趙破奴、任安、暴勝之、田仁、朱安世、商丘成、張富昌、李壽、馬通、馬何羅、景建等，都城長安在這次政治動亂中致死者數以萬計。其結果，導致了漢帝國統治上層一次嚴重的政治危機，釀成武帝后期政局空前之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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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蠱之亂的發生，包括四個階段：�
（1）醞釀和準備�
（2）事件的觸發�
（3）矛盾激化為京城動亂�
（4）平反與清洗�
武帝天漢年間，國內流行疫病。這種疫病最初可能來自匈奴發動的生物戰。由於漢武帝不斷對匈奴發動大規模戰略進攻，匈奴王庭遠遷漠北。為阻擋漢軍，匈奴使用“胡巫”的薩滿巫術。這種巫術的“詛軍”方法之一，是將疫馬、牛、羊埋到漢軍經過的水頭水源上，或將染有烈性病毒的疫馬施放給漢軍，使漢軍人畜染疫。（《漢書·西域傳》及注）疫病隨歸師傳回長安。一代名將霍去病在28歲的青壯之年早夭，肯定是由於染上了不治的疫病。（元狩年後，匈奴連續數位單于均以青壯年短命早夭，可能也是死於疫病。漢昭帝也僅二十一歲就病死。）�
武帝中後期以後疫病流行國中。（張華《博物志》記：漢武帝時，弱水沙土西國有人乘毛車以渡弱水來獻香者，帝謂是常香，非中國之所乏，不禮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千乘輿聞，並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燕卵，三枚，與棗相似。帝不悅，以付外庫。後長安中大疫，宮中皆疫病。帝不舉樂，西使乞見，請燒所貢香一枚，以闢疫氣。帝不得已聽之，宮中病者登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