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鹹仰給焉。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庫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一旦遽欲遷徙，臣實未見其利。”就當時形勢而言，李懷忠和李符的理由都是很充足和現實的。
但現在洛陽經過趙檉十多年的經營，這些問題都不是什麼問題了，主要的阻力將是來自像太宗那樣的利益既得者。雖然趙檉還沒有確定繼承者，但汴京成為大宋的都城已經近二百年，已經形成了龐大的地方勢力，他們和皇族及朝廷官員有著盤根錯節的關係，有著很大的影響力，遷都將妨礙他們的利益，也將招致他們強烈的反對。
而當年太宗勸服太祖的‘在德不在險’也在儒教盛行的大宋擁有很大的市場，他們認為‘決定國家興衰的根本因素是政治因素，而非地理因素，上古時代三苗氏德義不修、夏桀修政不仁、殷紂修政不德，雖有險固的河山，也不能挽救其覆亡的命運，所以說安邦治國在德不在險。’以為單純的依靠德政就能江山永固。
即便本朝的有識之士也意識到了以汴京為都的缺點。名臣范仲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