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給他們發賀卡和禮物。他可以看著他們的眼睛好幾分鐘時間，目光溫暖，放射的光芒深入靈魂，像一位懷抱嬰兒的母親。雖然這位苦行僧的身體像幹樹皮，但所有見過他一眼的人，都覺得他是地球上最可愛的人。
“我父親在主教座堂尚在修建當中，親眼目睹伊望主教跪在聖壇前徹夜祈禱，並帶領次日數百名信徒的晨禱1936年聖母主教座堂建築完工後，我父親和當時已從北京來到上海的爺爺奶奶一起參加了伊望主教主持的大型彌撒活動還多次參加了教堂主持的慈善活動在每年聖誕節期間都為窮人捐錢送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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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滬生認真聽著，因為他家就在上海，東正教聖母大堂，位於亨利路（新樂路）與勞爾東路（襄陽北路）轉角，離自己家不遠，還記得文化大革命時期，教堂大門緊閉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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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望主教重視宗教教育，拜訪監獄和精神病院的患者。在此期間，他據稱透過祈禱治癒了許多已經無望治癒的疾病。正是在這裡，他行的神蹟首次為人所知，這要歸功於他的祈禱。作為一名公眾人物，他不可能完全掩飾他苦修的生活方式。他不間斷地處於祈禱狀態之中，常常徹夜祈禱，每天只進食一次，且從不在床上睡覺，只後半夜在椅子上或地板上休息一二個小時，然後清晨就醒來，開始每日從不間斷的事奉聖禮。即使在日本佔領期間，他也經常不顧宵禁，仍然進行牧靈工作，日本佔領當局也從未騷擾他。
“當共產黨奪取中國政權時，白俄們選擇再次逃難。1949年5月4日，解放軍奪取上海前夕，伊望總主教率領神職人員和教友離開上海。1951年，伊望總主教被調往西歐總主教區，先後在巴黎和布魯塞爾任職。在他任職期間，在布魯塞爾建立了以義人約伯命名的紀念堂，以紀念殉難沙皇尼古拉二世。根據同時代人描述，主教在家裡身穿最便宜布料的法衣，腳穿涼鞋，而且常常赤腳。他是一位真正的禁慾派，追隨另一位偉大的俄羅斯聖徒…聖尼爾。索爾斯基。他是一位上帝的人。伊望總主教的活動不僅受到許多東正教信徒的讚賞，還受到其他宗教信徒的讚賞。有一個故事說，巴黎的一位天主教神父告訴他的會眾，現代世界也有奇蹟和聖人，其證明是俄羅斯赤腳聖伊望走在巴黎街頭。
“1966年，伊望總主教帶著‘庫爾斯克之根。符印之母’聖像巡遊各地。這一年的7月2日（儒略曆6月19日），伊望訪問西雅圖聖尼古拉教堂，在密室禱告時去世。伊望總主教逝世後，許多信徒都以書面確認，如他所祈禱的，發生了奇蹟。他的遺體運回了舊金山，安葬在他興建的諸憂苦者之喜樂聖母主教座堂主祭臺下。他的遺體雖然未經防腐處理，但在開啟聖伊望主教靈柩時，卻發現其依然完好未朽壞。他在世界許多地方都得到敬愛和慶祝。一部分聖髑奉安於塞爾維亞、俄羅斯、阿索斯山、保加利亞，一小部分聖髑來到北京、上海和香港牧區。
“我講了這麼多，不過是想讓你知道一點俄羅斯人的精神傳統”俄語教師又抱來一大堆樹柴，架在火上，看著李滬生一臉的茫然，歉意地笑了笑，挑了一下火，繼續說：“宗教並不像你們所說的那樣，是毒害人民的鴉片一個偉大的宗教，應該是，也永遠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支撐”
“而且，它還應該是，並且成為一個民族自由意識飛翔的翅膀”說到這裡，他臉上現出痛苦的表情，彎下腰，用手按住自己的腹部李滬生吃驚地看著俄語教師額頭上滲出的汗珠忙從口袋裡掏出手絹遞上，問了一句：“你怎麼了？！”
俄語教師無奈地笑了笑，“老毛病了，胃疼”說著，從腰包裡取出一塊饢，放在火上烤，“過一會，嚼一塊，就會好一點了。”
李滬生啞然。火光照亮了他吃驚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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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49年出世後，聖伊望已經離開中國了，但是我們家在他主持的法租界亨利路的主教座堂裡找回了信仰，世代的東正教信仰一直保留了下來我們在中國的時候，一直衷心熱愛這個國家，把她看成是自己的母親，我們尊重中國的法律和社會習俗。我從小學起，就追求進步，一直到中學，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已經轉到共產主義信仰了。後來就是文化大革命我家的俄羅斯血統問題，因為在中國定居已久，我父親也是上海工人，查階級、查血統的時候也就沒有算是問題。我懷著建設邊疆保衛邊疆的滿腔熱情，跟隨1968年支邊的滾滾洪流，來到了阿克蘇兵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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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兵團的時候，你可能也知道了，做過翻譯、教員和前線聯絡員的工作，認識了一位偵查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