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了，她想說：我該怎麼做才對呢？這回該我說了，你給我指條生路吧，給我個贖罪的機會也行啊。又覺得這樣說太呷嗦了，一把拽過挎包，狠狠地扔了一句：“你想逼死我嗎？”
她憤然而去，而葉子農刻意在討論前鋪墊的“冷靜”還是沒起作用。
關不得，放不得，撒手捨不得。
戴夢巖性格剛烈，一向敢做敢當，但是這次卻陷人了一個從未有過的困境，這不是艱難的選擇，而是根本沒有一條路可以讓她走。
離開派拉姆公寓，脫離了直接衝突，戴夢巖逐漸從情緒化的狀態冷靜了一些，她驅車返回自己的住所，還沒走到家就懊悔了，懊悔自己說出的那些話。
—這話來巴黎之前你怎麼不說？
—你走吧。
—你想逼死我嗎？
她對這三句話尤其懊悔。
這話來巴黎之前你怎麼不說？——如果葉子農在柏林跟她說這個，以她的心態，一定會認為葉子農是找藉口拒絕她，甚至會罵他虛偽。
你走吧。——這話就這麼輕易從嘴裡說出米了，這是她的真實想法嗎？不是。
你想逼死我嗎？——葉子農連奧布萊恩都沒抱怨，能怪罪她嗎？
回到家，她甩掉鞋一頭紮在沙發裡，也顧不得什麼優雅了，更沒心思研究服裝店。她腦子已經亂成了一團麻，她需要思考，她必須從這個無路可走的困境裡找出一個解。
她不懂政治，但是她信葉子農，她相信自己的眼睛。中國確實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又確實是在一天天變好。
儘管葉子農並沒有跟她要求自由，只是不願以自卑的心態去聽《我的祖國》這樣主題的音樂會，但事實上她已經不能再把他關下去了。因為一條絲襪阻礙了葉子農的態度，導致一個研究了20多年馬克思主義的人不敢承認馬克思主義的正當性，不敢承認中國人民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當性，而且他又是葉輝將軍的兒子，這個事實是有例證效應的，這個負面影響也是會被人利用的，這個結果她擔不起。
是她讓葉子農來巴黎的，如果葉子農在巴黎遇害，這個結果她也擔不起。
把葉子農強行送回北京？中國人最恨漢奸，中國人裡也有極端民族主義分子，誰又能保證在北京就一定沒風險呢？還有一種可能：葉子農被仇視社會制度的極端分子加害了，再轉嫁給政府，製造政治事端……一切假設似乎都很虛幻，但卻都不能排除理論上的可能，唯一不同的是，葉子農的死活從此就跟自己沒關係了，這就是說葉子農死不死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隻要自己不擔責任……這個假設稍一深想就讓她後背滲出了一層冷汗，因為這完全不是她的真實內心，她的真實內心是：她不怕死，她是怕葉子農死。
強行送回北京，也就意味著她跟葉子農從此分手了，這個也是她不能接受的。就算一定要分手，也要明明白白地分，不能是這個分法。大難臨頭各自飛，太沒“格”了，那不是她戴夢巖的所為，那樣的話還不如讓她現在就死。
她甚至做了最極端的假設：如果葉子農在哪裡都是遇害，是在巴黎遇害好一點呢？還是在北京遇害好一點？那還不如死在巴黎，起碼不是被當成漢奸誅殺的。巴黎與北京，怎麼判斷兩者的危險係數呢？這個事情屬於“危險係數”的判斷嗎……
她不知在沙發上躺了多久，想了很多很多，卻始終沒找出一個解。她也想到過給梁士喬打個電話，聽聽梁哥的意見，而這個志頭也只是在她腦於裡一閃就過去了，梁士喬的意見不用問她也知道，不是強行將葉子農送回北京就是繼續強制保護，站在梁士喬的角度，他首先考慮的不可能是葉子農，只能是她戴夢巖。
她想得頭疼，連午飯都忘了吃，也不知道餓了，以至於躺得太久骨頭都疼了。她起身在房間裡來回走了幾圈，茫然地在窗前佇立，不知是窗外的視野開闊了她的思路，還是在這一刻她突然醒悟了，她突然意識到：自己的思路錯了，關與放本來就是矛盾的，如果只是就事論事思考，她永遠解不開這個結。
不知道怎麼活，還不知道怎麼死嗎？笨蛋！她在心裡罵了一句自己。
她換了一種思維，按自己的邏輯做了一個推理：子農的命比我重要，能讓子農舍命的東西一定比我的命更重要。既然哪個結果都擔不起，擔不起就不擔了。
她心裡一下子豁然了，也輕鬆了。
她走到電話前，想通知雷蒙諾保安公司取消護衛計劃，既然不需要保護了就別讓保安公司白忙了。她剛拿起電話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