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推開黃的門時，聽到黃克誠同志說：“你們不要激動，事情會弄清楚的，主席是不會錯的。”我進到黃的室內時，見到在座的有周小舟、周惠、李銳三人。周小舟同志即對我說：“老總呀！我們離右派只有五十步了。”我說，五十步也不要著急，把一些模糊觀點弄清楚也是好的。僅停片刻，沒有談及別的，我即回自己辦公室去處理電報。當晚，怎麼也睡不著，直至拂曉還在想：我的信是給主席作參考的，為什麼成了意見書呢？為什麼能成為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呢？為什麼說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目的的呢？那位同志的話雖對，但怎樣才是對黨對人民有利呢？是保留自己的看法呢，還是作檢討呢？總之，有一系列的問號在我腦子裡盤旋著。甚至產生了一種埋怨情緒，想：我雖然認識主席時間比較晚，可是也有三十餘年了，我這信有如此嚴重的錯誤，為什麼不可以找我談一談呢？同時也考慮到，我黨中央堅持反對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並積極支援國際上的民主、民族解放運動。如果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威信受到了損失，那就會給國際無產階級運動帶來更大損失。想到這裡，我動搖了原先保留看法的念頭。
第二天，即二十四日上午，有兩個同志來到我處。問我考慮好了沒有？我說，我寫給主席的信，是根據國內某些具體情況和廬山會議的情況寫的，並沒有什麼準備和懷有什麼陰謀目的。他們又問我寫信事先同其他同志交換過意見沒有？我說：“除周小舟同志有兩次到我處談了些湖南省的具體工作情況，我給他說我準備寫封信（沒談內容）給主席以外，沒有同其他同志提起過。張聞天同志有幾次來我處談了些帶全國性的經濟建設工作，並沒談寫信的問題。”他們又說：“不能單從信的方面來看，而要從如何對全域性有利著想。”他們並以熱情和激動的心情談到，“要拋開信的本身，從全域性利益來作檢討。”談了兩個多小時，熱淚盈眶而別，感人至深。我非常感激他們對我的幫助，決心從嚴檢討自己。
但是，在會議發展的過程中，我採取了要什麼就給什麼的態度，只要不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對自己的錯誤做了一些不合事實的誇大檢討。惟有所謂“軍事俱樂部”〔85〕的問題，我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對於這個問題，在廬山會議期間，就有追逼現象，特別以後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時期（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這種現象尤為嚴重。不供出所謂“軍事俱樂部”的組織、綱領、目的、名單，就給加上不老實、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檢討時，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號：“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騙我們了！”逼得我當時氣極了，我說：“開除我的黨籍，拿我去槍斃了吧！你們哪一個是‘軍事俱樂部’的成員，就自己來報名吧！”有幾個同志說我太頑固，太不嚴肅。其實，在廬山會議結束後，我就想把我在軍隊三十年來的影響肅清、搞臭。這樣做，對保障人民解放軍在黨的領導下的進一步的鞏固，是有好處的。我就是持著這個態度，趕回北京來作檢討的。但是我不能亂供什麼“軍事俱樂部”的組織、綱領、目的、名單等，那樣做，會產生嚴重的後果。我只能毀滅自己，決不能損害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
注 釋
〔83〕兩次鄭州會議，一次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澤東主席在鄭州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地方領導人參加的會議。這次會議討論了人民公社問題以及《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等。另一次是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鄭州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的主題是人民公社問題。根據毛澤東的提議，確定了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會議還起草了《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定》（草案）。〔84〕武昌會議，即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毛澤東主席在武昌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領導人、中央國家機關有關部委的負責人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參加的會議。會議討論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決議》（草案）及工農業生產問題，透過了《中央同意教育部黨組關於教育問題的幾個建議》等檔案。本書同頁提到：“武昌會議時，我參加了西北小組”，這裡的“武昌會議”，指的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舉行的黨的八屆六中全會。這次會議透過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關於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等檔案。上海會議，即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四日在上海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討論了人民公社、國民經濟計劃、工農業生產以及八屆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