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堂很多，他已同意隨四軍政治部工作，這就可減少井岡山以後工作的困難。這是在紅四軍離開井岡山時，我去送行，在茨坪房子外面荒土上，我們坐在地上談的。這樣做是想爭取袁文才進步，使他離開舊基礎，改換新環境。
一九三一年粉碎第一次“圍剿”後，項英來到中央蘇區，富田事變的領導機關和部隊（二十軍）撤到河西永新。在討論如何去爭取他們時，我便同毛主席談了袁文才和王佐這件事。毛主席說，討論“六大”檔案時，不應該要他們參加。在紅五軍四縱隊靠近永新城時，袁、王那樣驚慌，是可以懷疑的，袁文才從紅四軍逃回井岡山，也是不懷好意的，袁是一個知識分子，在袁未逃回以前，王佐隨五軍行動時，還是表現好的，對五軍是不懷疑的，那次隨五軍到南雄，是王自己提出來的，我們未向他建過議，要是王過去有懷疑，他就不會隨我們出去。
在廬山會議以後，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上，有人說彭德懷為吞併袁、王所部，不惜殺害袁、王。此案必須請求審委弄清楚，我要是從袁、王所部拿回一杆槍，甘願償命賠罪。此事還有陳正人活著可查明。假使當時特委同志所報非實，那特委同志也有責任，我們也有輕聽輕信的責任。假設這些合於當時事實，那麼就同一九三○年敵人進行第一次“圍剿”之緊急關頭時，總前委在橋頭決定解散二十軍的情況，大致是相似的。
我第一次到井岡山和第二次到井岡山恢復根據地，是完全擁護毛主席對綠林部隊耐心改造的政策的。只有用共產黨的階級路線和具體政策，才能逐漸提高綠林部隊的政治覺悟，促其思想進步，才能逐漸分化和改造他們。什麼“爭取其群眾，孤立其領袖”，這只是教條主義的階級路線，而不是具體的實踐的階級路線。
邊區全盛時期與中央四月來信
在袁、王問題解決後，只過三五天，三月初，我率三、四縱隊攻克安福城，消滅守敵一個營和靖衛團共約六七百人。這時湘贛邊有六個縣城——永新、蓮花、寧岡、泰和、遂川、安福，還有茶陵、酃縣、萬安等各半個縣，這是邊區全盛時期。
紅軍繼續攻克新餘、分宜，三月攻佔宜春，消滅了這些守城的靖衛隊和警備隊反動武裝，在袁州（宜春）休整十天。四月份佔領萬載、銅鼓。中旬進攻瀏陽的東門市、文家市，殲敵二百餘。東門市是瀏陽東鄉民團反動據點。四月二十日前後，一、二、三、四縱隊集中平江縣東部之長壽街；四月二十五日前後，第五縱隊在進攻瑞昌受挫後，亦從瑞昌、陽新邊界到達長壽街，五個縱隊共約五六千人。
此時，蔣馮閻軍閥大戰〔44〕已開始，魯滌平命令民團集中守縣城，這對我消滅地主武裝，發動群眾，擴大蘇區很有利。湘贛邊蘇區和湘鄂贛邊蘇區，連成了一片，中間沒有白軍隔斷。打通湘鄂贛和湘贛的任務，在軍事上已基本完成。地方工作跟不上來，只做了一些宣傳工作。從一九二九年秋末冬初至此時，紅軍主力擴大一倍還多，士氣高漲，是平江起義後之最盛時，地方紅軍也有些擴大。特別是攻克宜春時，正遇著魯滌平從湖南招來一批新兵，一千餘人，全部參加了紅軍，補充到三、四縱隊，這是一種意外的收穫。
這時，湘鄂贛邊區特委派去上海開會的代表已回到了邊區，帶回了一九二九年冬我給中央信後中央給我的回信，我們叫做“四月來信”。其中除稱讚外，對建設根據地一項說：建設根據地是對的，但不要像你們所說建設在大山中，而要建設在大城市，像武漢這樣的城市。從而五軍內部就有了爭論，也就是開始有了立三路線的影響，我在那時的認識也是比較模糊的。五軍軍委內部有個別同志開始反對右傾，對個別同志出身於富農成份加以攻擊。我說，我們是有成份論者，但不是唯成份論者。他說，這是保護富農路線。從這次來信可以看出，立三路線不是從六月十一日才有的，而是四月以前就有了。不過這信沒提全國革命形勢，只提奪取大城市做根據地。可見，只要政治路線有了偏差，就會反映到組織問題上，如唯成份論就來了，而且劍拔弩張，不許別人批駁，隨便汙衊別人為右傾。
粉碎羅霖、郭汝棟師的進攻
一九三○年四月三十日，全軍向平江縣城前進，決定“五一”節奪取平江城。當時守城者是何鍵部王東原旅之一個團，從上午八九時戰至下午四時，大部被殲滅，少數逃走。這時蔣桂戰爭雖已結束，但蔣馮閻軍閥大戰全面展開，客觀形勢對我是有利的。
在平江城休息兩天，即攻江西之修水、武寧。當時該兩城各約一營守軍附靖衛團守城。消滅兩城之敵後，使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