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將發見無數無數的新的聶耳！新的黃自，新的張曙、任光，新的洗星海！
從桂林認識聶耳的三兄敘倫先生起，使我更多的知道聶耳的家庭。及至到了昆明，又曾拜見聶耳的老母、大兄，並曾和敘倫兄一家，由運糧河乘船過大觀樓，泛昆明湖，登西山，掃聶耳的墓。我也曾從他的墓上，望從我頭上過去、冉冉向巫家壩降落的美國戰鬥機，望湖上往來翱翔的鷗鳥，望百里盪漾的波和草，和隱約在碧波盡處的大昆明的城郭樓臺。當時我想，縱然是“硬骨也成灰”吧，聶耳總算能歸骨故鄉，而且安眠在這樣的山水勝處，算不錯的了。比起來，張曙父女的忠骨一度由三廳同志把它葬在桂林將軍橋冰水塘畔，郭沫若先生還給他立了墓碑，後來卻給電工廠的老爺們拋在另一荒山的叢冢間，連郭先生題的碑也敲成了兩橛，半橛插在棺邊，剩了“曙之墓”三字。憑著這，我們才辨識了遺骨的所在。朋友們正預備給他改葬，恰逢湘桂戰起，兵火倉皇中遂無暇及此。於今不知怎樣了。再比起來，任光兄殉難江南戰地，甚至不知埋骨何處，……想到這些，我不覺潸然淚下。
倘使不打仗了，和平了，民主了，我想無論如何要去收拾和找尋這些戰友們的骨頭。
中國音樂家太可憐了。
真不應該這樣慘。
恕我寫不下去了。
（原載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上海《文匯報》）
《南國》月刊——雜誌回顧
若不是編者幾次囑託，我很難有機會再想到《南國》月刊時代的事。即便是被逼著“回顧”一下吧。由於我非常健忘，而刻下我也多忙，這答案必定是不完全的。當日的辛酸，事後想起來每每成為愉快，但我甚至也無緣充分地享受這種愉快。
說到辛酸，老實說，最尖銳的還是再前一個時期。當我們的藝術運動還不曾受到社會的廣泛注意，因而得不到有力支援的時候；當我們的電影拍到一大半，沒有底片和資金，無法拍下去的時候；當我們學生時常開不出伙食，演劇募款，觀眾比演員少的時候，我們是辛酸的。及至後來，運動漸漸開展，我們的戲有了更多的觀眾，書店老闆看到我們必定也可能有更多的讀者，因此當時現代書局的洪雪帆先生便跟我們訂合同。除《南國》月刊之外，同時又辦一個《南國週刊》，我們的筆應接不暇，這時已經不算太辛酸了。
搞刊物的興趣我是發生得頗早的。最初自然是《少年中國》月刊和《創造月刊》，但都是我參加團體的機關刊物，自己不曾直接負過編輯責任。直到我和亡妻漱瑜創刊了一種名為《南國》的小型週報，這才感到自編刊物的興奮。那是啟智書局張先生（他的名字我一時記不上來了）替我們印刷的，編排、校對都是我自己經手，用道林紙精印，第一次介紹了 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①的《沙樂美》插畫等。漱瑜寫的幾篇散文詩似的東西很引起了朋友們的欣賞。日本惡魔派作家谷崎潤一郎來上海，這上面也有反映，彷彿譯登過他一篇《上海郊遊記》。
《南國》月刊的出現在一九二五大革命後的第二三年。那時上海社會科學的研究熱和新戲劇、新文藝運動的急激展開是蔚為壯觀的。小布林喬出身的作家們，有的從民族任務顛落，露出本來面目。而大部正義感較強的，從徨到吶喊，進行向新階級的轉變。《南國》月刊的創刊似乎在我由廣州悵然歸滬，找俞珊來代替唐叔明在上海、南京上演《沙樂美》各劇以後。因此我記得創刊號上載有我們在黃花崗拍的照片，還有俞珊女士扮的沙樂美抱著一顆約翰的頭，而扮約翰的便是陳凝秋，即今日在陝北做參議員的“塞克”。
那時，大家對戲劇理論及其史的考察，都有一種雄圖。洪深先生寫的戲劇論文、記得從宇宙的構成，各行星的距離關係等等寫起。照那個來勢，《南國》月刊縱會一直出到今天，洪深先生的論文許還寫不到地球上的戲劇問題。黃素先生的中國戲劇史也是如此，譬如長江大河，他只做了一點點探本追源的工作。不過他分論舊戲的生旦淨醜一文就在今天也還是非常優秀的論文。我在這月刊上也發表過《黃花崗》史劇的第一、二幕。至今將近二十年了，這史劇也還是“未完成的傑作”。
此外，我們也介紹了安娥（當時名蘇尼亞）的《莫斯科》，康白珊的《獄中記》還有和一位曾做舞女後來抗戰中做游擊隊員的黃小姐的通訊。這在當時的讀者中頗引起了一些有趣的反應。
然而時局變了，一切更緊張，更殘酷了，不容許我們長久低徊在革命的羅曼諦克氣氛中。整個南國社的同志們開始一種轉變。從最